张乐平手绘漫画《三毛与牡丹》手稿在洛阳亮相

2013
04/13
22:42

中国动漫产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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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洛阳动漫博物馆举行的“张乐平的漫画人生”讲座上,两张由“三毛之父”、已故漫画家张乐平手绘的“三毛与牡丹”漫画手稿让在座者惊喜不已。

发现:原来三毛也爱牡丹

“没想到,漫画大师张乐平竟然画过三毛与牡丹。”昨日,洛阳动漫博物馆馆长王永惊喜地说。

这两幅漫画手稿目前是浙江籍画家任凭的私人藏品,昨日,记者在洛阳动漫博物馆一睹为快。

第一幅漫画(左图)略带国画风格,在这幅漫画中,三毛已不再是流浪、从军时衣衫褴褛的形象,而是一名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穿着红黑相间格子上衣、蓝色裤子,标志性的三缕头发仍垂在额前。画面上的三毛蹲在地上,一手握着两枝盛放的粉红色牡丹,一手拿着一根已点燃的火柴,小心翼翼地凑近爆竹的引线,一副俏皮模样。

第二幅漫画(右图)以线条勾勒出主体。在这幅画中,三毛歪着脑袋,鼻头微翘,胸前戴着两朵红色牡丹。三毛脸上略带羞涩的笑容,仿佛是因为受了表扬、得了大红花而不好意思呢。

张乐平之子张慰军:首次见到这两幅手稿

“意外、惊喜。”王永这样描述发现这两幅漫画时的心情。

前日,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张乐平纪念馆馆长杨剑和浙江籍画家任凭一行来洛,在洛阳动漫博物馆进行“张乐平的漫画人生”主题讲座。讲座开始前,在他们翻阅任凭收藏的大量漫画手稿时,王永发现在一幅三毛画中,三毛拿着两枝牡丹。“牡丹,三毛拿的是牡丹!”此语一出,在座者无不惊讶。在此之前,这两幅漫画藏身于众多手稿中,连收藏者任凭也从未留意过三毛拿的是什么花。很快,第二幅三毛与牡丹的漫画手稿也被大家找了出来。

张慰军目前主要将精力放在三毛形象的推广和发展上。张乐平晚年时,他就开始着力搜寻父亲早年的画作。从1929年张乐平公开发表的第一幅宣传画,到1935年创作的首张三毛漫画,再到张乐平生前最后一幅漫画作品《猫哺鼠》,他都了如指掌。可是,关于三毛与牡丹花的漫画手稿,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推测:手稿或为赠送亲友而作

这两幅画是张乐平何时创作的?创作背景又是什么?

两幅漫画的落款分别是“一九八五年春 张乐平”和“一九八零年春 张乐平画”。

张慰军介绍,张乐平早期作品多为反映社会矛盾、针砭时弊的讽刺漫画。1923年,张乐平在小学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平生第一张漫画《一豕负五千元》,讽刺军阀曹锟贿选。1929年张乐平开始向上海各报投稿,1935年创作出三毛形象,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抗战爆发后,张乐平与上海漫画同仁组成了“抗战漫画宣传队”,辗转国内多地以绘画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创作出《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解放后,张乐平借三毛形象宣传科学、助人等积极内容,创作了《三毛爱科学》《三毛学雷锋》《三毛旅游记》等系列漫画。1983年,张乐平因患严重帕金森氏症,创作遇到极大困难,“三毛系列漫画”的创作几乎停止。

根据两幅漫画的内容和创作时间,张慰军猜测,牡丹是吉祥富贵之花,爆竹又有庆贺之意,第一幅漫画应该是父亲晚年为赠送亲友而作,第二幅漫画的寓意更为明显,两朵象征着“光荣之花”的牡丹戴在笑容满面的三毛胸前,也应该是为勉励他人而作。

漫画收藏者任凭说,他收藏漫画手稿多年,已记不清得到这两幅漫画的时间和地点。但他依稀记得,得到第一幅漫画手稿时,旁边的纸上写有“某某与某某大喜”字样,估计是张乐平为庆贺亲友结婚画的。

明日,漫画手稿在洛展出

“三毛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伙伴,孩子们通过三毛认识了社会的美丑善恶。现在得知三毛还有一段牡丹情缘,让我们觉得很惊喜、亲切。”昨日,前来听讲座的洛阳母亲教育学会会长马玲说。

为了让更多洛阳市民分享三毛与牡丹的情缘、重温童年回忆,张乐平纪念馆与洛阳动漫博物馆决定于明日下午4点半,在新区宝龙城市广场B区一楼将这两幅漫画手稿展出,张慰军一行将到现场与观众互动。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幅张乐平创作于抗战时期、以围棋来隐喻抗战形势的漫画作品,该作品展出后将由张慰军亲笔签名,赠予筹建中的洛阳围棋博物馆。

洛阳动漫博物馆将携带3D打印机,现场打印出“三毛捧牡丹”立体造型回赠给张乐平纪念馆。您若不能到现场一睹3D打印机的神奇,也可通过查阅本报或登录新浪微博@洛阳动漫博物馆了解活动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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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之父” 以画抗战报家国

军民抗战力量(抗战漫画)张乐平《三毛的大刀》(抗战漫画)张乐平从杭州出发,一路搭乘高铁、地铁,来到上海广元西路上的一幢旧楼房,这里是一个80岁的“孩子”的家。细细的脖子,大脑袋,上面还弯着三根毛——三毛,早已成为中国漫画中最著名的“孩子”。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诞生的三毛,到上世纪40年代的《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迎来新生活的三毛,浙江海盐人张乐平笔下的这个可爱形象今年迎来了80岁“生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赶赴上海,专访了张乐平的幼子张慰军。简陋的办公室里,处处可以望见三毛漫画形象跟成龙、刘翔、姚明等明星的合影,张慰军正在为接下来在香港和韩国等地的展览忙碌准备着,手机时不时就会响起来。以笔作枪投身抗战“一提到父亲,大家就会想到三毛,但知道他的抗战经历和抗战漫画的人就相对较少了。”张慰军谈及父亲及其抗战漫画时说,直到1992年去世,父亲都很少讲起他的过去。对于父亲的这段经历,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搜集、梳理相关资料时才慢慢熟悉的。“父亲当年在工作的公司门前,亲眼见证了日本人在上海街头的罪行。”张慰军介绍说,1932年,张乐平是上海三友实业社广告部的一个绘图员。正是在三友实业社的门前,日本侵略者策划了日本僧侣被打阴谋,然后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点燃了“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战争打响后,大量平民被迫逃亡。也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促使张乐平以笔作枪,投身抗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全国漫画运动中心的上海,包括张乐平在内的漫画家们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迅速行动起来,在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的当月,他们组成了救亡漫画宣传队,成员有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梁白波,大家推举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在以后的转战历程中,宣文杰、张仃、陆志庠、廖冰兄、陶谋基、叶冈、黄茅、麦非、周令钊、廖末林、章西厓、叶苗、丁深等也先后加入。1939年,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奔赴前线的队长,是当时坚持战斗岗位最久、辗转各地最多的漫画家,直到抗战胜利。“漫画炸弹”空投日本抗战八年,张乐平和他率领的漫画宣传队,走过南京、汉口、长沙、桂林、广州、上饶、赣州、屯溪等地,在敌伪盘踞的地方采风,在被奴役的人群中写生,用作品宣传抗战,用他的画笔鼓舞斗志,用他的展览义卖为贫民购买寒衣……这八年,他究竟画了多少作品已无法考证,今天还能收集到的,只有当时报刊上刊登的一小部分。他画速写、素描、漫画、水彩,也画便于户外张贴的大尺寸招贴画,甚至创作高数米、长十余米,要爬上高梯彩绘的大型壁画,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抗战宣传中去。据叶风在《散点碎墨》一书中回忆:“张乐平是漫画宣传队中第一造型高手。他画的人物经得起解剖,所以队中有大画制作,第一起稿人总是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境远征,由徐焕升、佟彦博等驾驶两架马丁式轰炸机,于1938年5月20日奔袭日本本土。飞机携带的不是炸弹,而是抗战传单,其中许多传单上配有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不下百万份的传单纷纷扬扬撒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地,成为日本开国以来被他国飞机袭扰本土的首次记录。后来,张乐平还定期把抗日漫画交给美军“飞虎队”,由其负责配上日文印成传单,至敌占区及日本本土空投散发。1938年9月,张乐平及漫画宣传队成员等来到长沙,在市区展出从安徽带来的许多布画,又绘制了多幅大壁画,并配了日文标语。数年后,日军的一支“宣传队”来到长沙,看到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一些人良心发现,黯然回国。解密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日本的漫画界曾开过一次座谈会,承认已被中国漫画界打败。书生报国笔底真情张乐平后来回忆起抗战时期的情景,感慨地说:“漫画宣传队创作的作品当时贴遍江南城镇街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回想当年我们在警报频仍中闭窗秉烛作画的情景,至今犹觉热血奔涌……我这个漫画兵从1937年画到1945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武器就是一支画笔。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作品,虽不成熟,笔底感情却是真挚的。激于民族的义愤,我们曾以苦为乐,不负祖国的托付,尽了自己的职责。”抗战烽火中,张乐平笔下原本只是上海弄堂里顽皮孩子的三毛也投身前线杀敌卫国。漫画《三毛的爸爸》里,三毛的父亲从军杀敌;《游击战争》里,躲在水缸中的三毛已经成长为“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战士……“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创作的《三毛的大刀》,画的是三毛去参军,被笑人没有刀高,于是三毛就举起大刀,一口气砍倒了两棵大树。”张慰军说,画中三毛“不问年纪只要有力”的铿锵话语让人热血沸腾,也会让他想到“书生报国”的父亲。后来,投身抗战的经历也成为张乐平创作《三毛从军记》的源泉。“以漫画宣传抗战,不仅为三毛形象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也坚定了他站在大众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的想法。”张慰军一直认为,正是浴血抗战的锤炼,才让三毛从可爱的孩子成长为完整、成熟的漫画形象。

军民抗战力量(抗战漫画)张乐平《三毛的大刀》(抗战漫画)张乐平从杭州出发,一路搭乘高铁、地铁,来到上海广元西路上的一幢旧楼房,这里是一个80岁的“孩子”的家。细细的脖子,大脑袋,上面还弯着三根毛——三毛,早已成为中国漫画中最著名的“孩子”。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诞生的三毛,到上世纪40年代的《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迎来新生活的三毛,浙江海盐人张乐平笔下的这个可爱形象今年迎来了80岁“生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赶赴上海,专访了张乐平的幼子张慰军。简陋的办公室里,处处可以望见三毛漫画形象跟成龙、刘翔、姚明等明星的合影,张慰军正在为接下来在香港和韩国等地的展览忙碌准备着,手机时不时就会响起来。以笔作枪投身抗战“一提到父亲,大家就会想到三毛,但知道他的抗战经历和抗战漫画的人就相对较少了。”张慰军谈及父亲及其抗战漫画时说,直到1992年去世,父亲都很少讲起他的过去。对于父亲的这段经历,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搜集、梳理相关资料时才慢慢熟悉的。“父亲当年在工作的公司门前,亲眼见证了日本人在上海街头的罪行。”张慰军介绍说,1932年,张乐平是上海三友实业社广告部的一个绘图员。正是在三友实业社的门前,日本侵略者策划了日本僧侣被打阴谋,然后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点燃了“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战争打响后,大量平民被迫逃亡。也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促使张乐平以笔作枪,投身抗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全国漫画运动中心的上海,包括张乐平在内的漫画家们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迅速行动起来,在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的当月,他们组成了救亡漫画宣传队,成员有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梁白波,大家推举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在以后的转战历程中,宣文杰、张仃、陆志庠、廖冰兄、陶谋基、叶冈、黄茅、麦非、周令钊、廖末林、章西厓、叶苗、丁深等也先后加入。1939年,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奔赴前线的队长,是当时坚持战斗岗位最久、辗转各地最多的漫画家,直到抗战胜利。“漫画炸弹”空投日本抗战八年,张乐平和他率领的漫画宣传队,走过南京、汉口、长沙、桂林、广州、上饶、赣州、屯溪等地,在敌伪盘踞的地方采风,在被奴役的人群中写生,用作品宣传抗战,用他的画笔鼓舞斗志,用他的展览义卖为贫民购买寒衣……这八年,他究竟画了多少作品已无法考证,今天还能收集到的,只有当时报刊上刊登的一小部分。他画速写、素描、漫画、水彩,也画便于户外张贴的大尺寸招贴画,甚至创作高数米、长十余米,要爬上高梯彩绘的大型壁画,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抗战宣传中去。据叶风在《散点碎墨》一书中回忆:“张乐平是漫画宣传队中第一造型高手。他画的人物经得起解剖,所以队中有大画制作,第一起稿人总是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境远征,由徐焕升、佟彦博等驾驶两架马丁式轰炸机,于1938年5月20日奔袭日本本土。飞机携带的不是炸弹,而是抗战传单,其中许多传单上配有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不下百万份的传单纷纷扬扬撒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地,成为日本开国以来被他国飞机袭扰本土的首次记录。后来,张乐平还定期把抗日漫画交给美军“飞虎队”,由其负责配上日文印成传单,至敌占区及日本本土空投散发。1938年9月,张乐平及漫画宣传队成员等来到长沙,在市区展出从安徽带来的许多布画,又绘制了多幅大壁画,并配了日文标语。数年后,日军的一支“宣传队”来到长沙,看到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一些人良心发现,黯然回国。解密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日本的漫画界曾开过一次座谈会,承认已被中国漫画界打败。书生报国笔底真情张乐平后来回忆起抗战时期的情景,感慨地说:“漫画宣传队创作的作品当时贴遍江南城镇街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回想当年我们在警报频仍中闭窗秉烛作画的情景,至今犹觉热血奔涌……我这个漫画兵从1937年画到1945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武器就是一支画笔。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作品,虽不成熟,笔底感情却是真挚的。激于民族的义愤,我们曾以苦为乐,不负祖国的托付,尽了自己的职责。”抗战烽火中,张乐平笔下原本只是上海弄堂里顽皮孩子的三毛也投身前线杀敌卫国。漫画《三毛的爸爸》里,三毛的父亲从军杀敌;《游击战争》里,躲在水缸中的三毛已经成长为“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战士……“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创作的《三毛的大刀》,画的是三毛去参军,被笑人没有刀高,于是三毛就举起大刀,一口气砍倒了两棵大树。”张慰军说,画中三毛“不问年纪只要有力”的铿锵话语让人热血沸腾,也会让他想到“书生报国”的父亲。后来,投身抗战的经历也成为张乐平创作《三毛从军记》的源泉。“以漫画宣传抗战,不仅为三毛形象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也坚定了他站在大众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的想法。”张慰军一直认为,正是浴血抗战的锤炼,才让三毛从可爱的孩子成长为完整、成熟的漫画形象。

浙江日报 394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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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中国漫画 今天缺少振聋发聩的声音

漫画在中国艺术的百年历程中无疑是精彩的一笔,夸张与幽默的画风中从来都不缺乏振聋发聩的声音。犹如跌宕起伏的年代中的“革命武器”,有些漫画为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或为支持抗日宣传等,漫画家们纷纷通过画笔投身“战争”。一生菩萨心肠的丰子恺、好好先生张光宇、天生喜开心的叶浅予、被人们遗忘的孙之俊、总也画不好“正画”的华君武、躲在最不起眼位置的韦启美等等,这些上世纪最为代表的漫画家曾经都留下了数千件漫画作品。但在今天这些漫画都早已离世,随之“消失”的还有曾经他们最爱的漫画。漫画大师“归来”“我之前只知道韦启美画漫画,但没想到他画了这么多漫画,今天一看,太吓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他受到迫害,就是因为画漫画,但是没想到还是留下来这么多的画”。老一辈艺术家侯一民在韦启美漫画展中说道。韦启美漫画艺术展在中央美术学院所策划的“社会百科全书——韦启美漫画艺术展”中,策展人余丁梳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作品,展出了823件原稿和发行稿。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中漫画创作最为代表性的艺术家,韦启美一生创作数千件作品,是中国漫画发展中的一座丰碑。孙之俊《武训先生画传》而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的民国时期早期漫画家代表孙之俊漫画展,则因为历史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就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作为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漫画家,这次展览中呈现了孙之俊代表作《骆驼祥子》以及他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武训画传》,同时也是他创作的“祥子”和“武训”的形象确定了孙之俊在中国漫画发展过程的地位。四月份连续两次的漫画艺术展让这些漫画大师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线中,而另外一位大师的回归则更加的掷地有声。大师归来——张光宇北京匡时2015年秋拍征集到一批张光宇的作品,张光宇是中国讽刺漫画的带头人,他的讽刺漫画影响了包括丁聪、黄苗子、华君武、廖冰兄等一代又一代的漫画家。“好好先生”张光宇其实也是漫画家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作品特点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张光宇适逢当时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开放的时期,他又生活在最开放的十里洋场,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创作素材。连续的展览让漫画一度成为一个媒体关注的热点,但是其实直到2013年以前,除了丰子恺作品在拍卖市场中的兴起,其他漫画大师并未受到关注,漫画大师的张光宇的回顾展也是在2013年才首次举办,韦启美展览也是继2013年之后再次举办。犹记得大学过程中,在讲述中国百年艺术历程中,从民国初期的漫画萌芽到抗日战争的漫画武器,以及到新中国建设中的宣传漫画等,张光宇等漫画家的作品甚至在今天都能鲜活的使用,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漫画则因为其“大众属性”被美术界所“遗忘”。 韦启美漫画艺术展现场“实际上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中,是不太谈到这个画科,觉得这是一个纯粹大众的种类,孙之俊先生一生的漫画使我们重新再读漫画,究竟什么是漫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在研讨会中说道。其实正如于洋所言,漫画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大约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代表性画家,他们所延续的漫画精神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但同时回归到基础的研究中,甚至对于漫画这部分而言也是空白的。今天的漫画的整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依靠漫画大师的家属去梳理,年轻的学者中很少有漫画的专业课题研究。孙之俊展览现场“在中国随着出版业的兴起,漫画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画种,漫画在某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是快速的,因为它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现在的衰落,漫画在美术史的命运和国家的兴旺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因为漫画是非常简练和反应迅速的,甚至和版画可以并驾齐驱,同样是对于时代的一种声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礼宾说道。“辉煌一时”的中国漫画我们且不去追踪“漫画”一次最早在中国传统水墨中的出现或是运用,仅看中国百年艺程中,漫画作为曾经的佼佼者,让今天的我们望尘莫及。丰子恺漫画丰子恺作为中国漫画发展中的重要艺术家,今天以其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法,和幽默的呈现成为时下受人追捧的艺术家,其实丰子恺也是最早使用“漫画”一词在报纸中进行连载的艺术家。1925年,27岁的丰子恺在当时的《文学周报》中发表了画作,并且在画下方注明“漫画”的字样,才再次掀起了漫画这一概念。而1926年最早出版的《子恺漫画》更是让“漫画”这一画种得到了统一和普及。作为这一时期的漫画家代表,但其实丰子恺的漫画作品并没有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喜爱散文的丰子恺品性温顺,他的画风是纯真甚至是甜美的,尤其是以儿童为题材的创作维多。 孙之俊创作的《骆驼祥子》画册比丰子恺出生略晚的孙之俊其实是最为鲜明的时代漫画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用画笔去战争。“北京漫画社”就是孙俊之等人创作与20年代,并且创作了大量这一时期表现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惨案作品,呼吁人民大众反对日本侵略等。而当时被称为“南叶北孙”的叶浅予,则是在这一时期以长篇的漫画表现人民大众的市井生活,尤其是上海地区生活的形象资料,其中还包括了适用于今天的官场现形图等。张乐平创作的三毛形象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漫画创作,是中国漫画发展的高峰,尤其是在解放区的漫画成为一个艺术的武器,并且留下了大量今天我们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华君武的《磨好刀再杀》以及张仃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等;国统区的漫画就集中在民主运动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国统区。“不怎么会画画”的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得心应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漫画发展中,成为举足轻重的漫画大师。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直面官场为主,比如华君武作于1961年的《误人青春―――送给离题万里的发言》,讽刺开“马拉松”会议的官僚作风,:画面上一个只看到背影的发言人正在喋喋不休,围坐会议桌的七个人都已变成长胡子白头发的老头老太。今天看到这些漫画作品,对于会议效率极低的领导也是尴尬的一击。除了反应官场的漫画作品之外,孙之俊、韦启美等老一代漫画家因为其作品强烈的讽刺意味受到迫害,而这也是中国漫画发展高峰之后一个快速下滑的阶段。《“创造”典型》 (原稿) 韦启美 纸本 墨水 毛笔 1954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建设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华君武笔下的官员姿态,但是更多的漫画家集中在不切实际的“大跃进”中,批判当时这种过度的政治风气,比如韦启美漫画艺术展中的《‘创造’典型》就是其中的代表,画面中一位照相师傅在蒙头摆拍“典型生产”中的超大产量的麦穗,后面的官员在抄写亩产达到1377斤的生产报告,一刀切的生产经验正在被一位官员盲目推广,而另外一位官员则堵在门口拒绝一切提意见的人民。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搞建设的场景,也是这个时期漫画家所想要呈现的内容,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真实呈现,使得韦启美等艺术家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断送了一代漫画大师的艺术,从此也让中国漫画的发展经历了断层。虽然在此后的发展中,漫画艺术家逐渐从迫害中解救出来,但是正如孙之俊当时所惧怕的一样,或许在也没有拿起画笔针砭时弊的勇气了。 今天,我们需要的漫画精神是什么?“中国的漫画曾经是领先的,我们今天的漫画去哪儿了?就是缺少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侯一民先生在纪念韦启美漫画艺术展中说道。很多人说今天的漫画是搞笑的,但是没有思考的,而今天能够被我们称之为漫画家的艺术家,第一个想到的或许是活跃于娱乐圈的朱德庸漫画。而在我们传统美术教育下的漫画家是缺失的。韦启美先生的漫画作品引人深思“其实在看到展览之前,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还有孙之俊先生,往往历史把这些老先生埋没了,很少有人提到了,大家甚至觉得漫画的存在价值没有了,但其实很多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思想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语言方式以及对于那个时代社会的促进,这实际上也给我们这一代艺术家责任,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拈手即来的信息,让我们丢弃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老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从事艺术这个行业。”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道。孙之俊创作于1935年的作品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公职人员招聘而从艺术神经的角度而言,邵大箴先生则如当时的漫画家一样针砭时弊:“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的艺术大师,这一时期文化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的发展,但是1949年之后很少出现艺术大师,这是孙之俊展览带给我们的思考。再比如韦启美的展览,他们都是生活在跨民国和新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认知非常清楚,思考的很深刻,语言也是非常的犀利,他们是要歌颂人民大众的生活,但是艺术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的黑暗,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和问题发表自己期盼的语言,这是让今天的我最为感动的地方。”邵大箴在谈到漫画精神时说道。韦启美创作的国际题材的漫画作品确实,在今天的漫画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对于今天生活的反应,尤其是调侃现代社会中的普通白领生活状态的漫画为主,比如张小盒的生活等漫画,以“自黑”的方式去创作,这种“小我”的生活状态也是漫画精神的一种,但是对于更大程度上的漫画精神,比如今天的政治生活和官场现形等,还存在着某些程度上不自由。今天的漫画或许不需要强烈的针砭时弊,亦或是夸张的人物形象去表现人生百态,但是漫画家对于生活以及时事关注的态度正在丢失。而百年来中国漫画所宣扬的“导人为善”的主题也是今天我们所缺乏的。“孙之俊的作品不只是一种讥讽,同时也是一种人们精神食粮,给人以精神上的一种会心的微笑,给一个清楚简明的印象而又正确的批判。”这是孙之俊、韦启美等漫画艺术家给我们的榜样。

漫画在中国艺术的百年历程中无疑是精彩的一笔,夸张与幽默的画风中从来都不缺乏振聋发聩的声音。犹如跌宕起伏的年代中的“革命武器”,有些漫画为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或为支持抗日宣传等,漫画家们纷纷通过画笔投身“战争”。一生菩萨心肠的丰子恺、好好先生张光宇、天生喜开心的叶浅予、被人们遗忘的孙之俊、总也画不好“正画”的华君武、躲在最不起眼位置的韦启美等等,这些上世纪最为代表的漫画家曾经都留下了数千件漫画作品。但在今天这些漫画都早已离世,随之“消失”的还有曾经他们最爱的漫画。漫画大师“归来”“我之前只知道韦启美画漫画,但没想到他画了这么多漫画,今天一看,太吓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他受到迫害,就是因为画漫画,但是没想到还是留下来这么多的画”。老一辈艺术家侯一民在韦启美漫画展中说道。韦启美漫画艺术展在中央美术学院所策划的“社会百科全书——韦启美漫画艺术展”中,策展人余丁梳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作品,展出了823件原稿和发行稿。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中漫画创作最为代表性的艺术家,韦启美一生创作数千件作品,是中国漫画发展中的一座丰碑。孙之俊《武训先生画传》而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的民国时期早期漫画家代表孙之俊漫画展,则因为历史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就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作为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漫画家,这次展览中呈现了孙之俊代表作《骆驼祥子》以及他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武训画传》,同时也是他创作的“祥子”和“武训”的形象确定了孙之俊在中国漫画发展过程的地位。四月份连续两次的漫画艺术展让这些漫画大师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线中,而另外一位大师的回归则更加的掷地有声。大师归来——张光宇北京匡时2015年秋拍征集到一批张光宇的作品,张光宇是中国讽刺漫画的带头人,他的讽刺漫画影响了包括丁聪、黄苗子、华君武、廖冰兄等一代又一代的漫画家。“好好先生”张光宇其实也是漫画家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作品特点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张光宇适逢当时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开放的时期,他又生活在最开放的十里洋场,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创作素材。连续的展览让漫画一度成为一个媒体关注的热点,但是其实直到2013年以前,除了丰子恺作品在拍卖市场中的兴起,其他漫画大师并未受到关注,漫画大师的张光宇的回顾展也是在2013年才首次举办,韦启美展览也是继2013年之后再次举办。犹记得大学过程中,在讲述中国百年艺术历程中,从民国初期的漫画萌芽到抗日战争的漫画武器,以及到新中国建设中的宣传漫画等,张光宇等漫画家的作品甚至在今天都能鲜活的使用,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漫画则因为其“大众属性”被美术界所“遗忘”。 韦启美漫画艺术展现场“实际上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中,是不太谈到这个画科,觉得这是一个纯粹大众的种类,孙之俊先生一生的漫画使我们重新再读漫画,究竟什么是漫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在研讨会中说道。其实正如于洋所言,漫画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大约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代表性画家,他们所延续的漫画精神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但同时回归到基础的研究中,甚至对于漫画这部分而言也是空白的。今天的漫画的整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依靠漫画大师的家属去梳理,年轻的学者中很少有漫画的专业课题研究。孙之俊展览现场“在中国随着出版业的兴起,漫画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画种,漫画在某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是快速的,因为它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现在的衰落,漫画在美术史的命运和国家的兴旺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因为漫画是非常简练和反应迅速的,甚至和版画可以并驾齐驱,同样是对于时代的一种声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礼宾说道。“辉煌一时”的中国漫画我们且不去追踪“漫画”一次最早在中国传统水墨中的出现或是运用,仅看中国百年艺程中,漫画作为曾经的佼佼者,让今天的我们望尘莫及。丰子恺漫画丰子恺作为中国漫画发展中的重要艺术家,今天以其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法,和幽默的呈现成为时下受人追捧的艺术家,其实丰子恺也是最早使用“漫画”一词在报纸中进行连载的艺术家。1925年,27岁的丰子恺在当时的《文学周报》中发表了画作,并且在画下方注明“漫画”的字样,才再次掀起了漫画这一概念。而1926年最早出版的《子恺漫画》更是让“漫画”这一画种得到了统一和普及。作为这一时期的漫画家代表,但其实丰子恺的漫画作品并没有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喜爱散文的丰子恺品性温顺,他的画风是纯真甚至是甜美的,尤其是以儿童为题材的创作维多。 孙之俊创作的《骆驼祥子》画册比丰子恺出生略晚的孙之俊其实是最为鲜明的时代漫画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用画笔去战争。“北京漫画社”就是孙俊之等人创作与20年代,并且创作了大量这一时期表现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惨案作品,呼吁人民大众反对日本侵略等。而当时被称为“南叶北孙”的叶浅予,则是在这一时期以长篇的漫画表现人民大众的市井生活,尤其是上海地区生活的形象资料,其中还包括了适用于今天的官场现形图等。张乐平创作的三毛形象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漫画创作,是中国漫画发展的高峰,尤其是在解放区的漫画成为一个艺术的武器,并且留下了大量今天我们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华君武的《磨好刀再杀》以及张仃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等;国统区的漫画就集中在民主运动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国统区。“不怎么会画画”的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得心应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漫画发展中,成为举足轻重的漫画大师。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直面官场为主,比如华君武作于1961年的《误人青春―――送给离题万里的发言》,讽刺开“马拉松”会议的官僚作风,:画面上一个只看到背影的发言人正在喋喋不休,围坐会议桌的七个人都已变成长胡子白头发的老头老太。今天看到这些漫画作品,对于会议效率极低的领导也是尴尬的一击。除了反应官场的漫画作品之外,孙之俊、韦启美等老一代漫画家因为其作品强烈的讽刺意味受到迫害,而这也是中国漫画发展高峰之后一个快速下滑的阶段。《“创造”典型》 (原稿) 韦启美 纸本 墨水 毛笔 1954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建设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华君武笔下的官员姿态,但是更多的漫画家集中在不切实际的“大跃进”中,批判当时这种过度的政治风气,比如韦启美漫画艺术展中的《‘创造’典型》就是其中的代表,画面中一位照相师傅在蒙头摆拍“典型生产”中的超大产量的麦穗,后面的官员在抄写亩产达到1377斤的生产报告,一刀切的生产经验正在被一位官员盲目推广,而另外一位官员则堵在门口拒绝一切提意见的人民。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搞建设的场景,也是这个时期漫画家所想要呈现的内容,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真实呈现,使得韦启美等艺术家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断送了一代漫画大师的艺术,从此也让中国漫画的发展经历了断层。虽然在此后的发展中,漫画艺术家逐渐从迫害中解救出来,但是正如孙之俊当时所惧怕的一样,或许在也没有拿起画笔针砭时弊的勇气了。 今天,我们需要的漫画精神是什么?“中国的漫画曾经是领先的,我们今天的漫画去哪儿了?就是缺少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侯一民先生在纪念韦启美漫画艺术展中说道。很多人说今天的漫画是搞笑的,但是没有思考的,而今天能够被我们称之为漫画家的艺术家,第一个想到的或许是活跃于娱乐圈的朱德庸漫画。而在我们传统美术教育下的漫画家是缺失的。韦启美先生的漫画作品引人深思“其实在看到展览之前,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还有孙之俊先生,往往历史把这些老先生埋没了,很少有人提到了,大家甚至觉得漫画的存在价值没有了,但其实很多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思想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语言方式以及对于那个时代社会的促进,这实际上也给我们这一代艺术家责任,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拈手即来的信息,让我们丢弃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老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从事艺术这个行业。”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道。孙之俊创作于1935年的作品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公职人员招聘而从艺术神经的角度而言,邵大箴先生则如当时的漫画家一样针砭时弊:“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的艺术大师,这一时期文化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的发展,但是1949年之后很少出现艺术大师,这是孙之俊展览带给我们的思考。再比如韦启美的展览,他们都是生活在跨民国和新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认知非常清楚,思考的很深刻,语言也是非常的犀利,他们是要歌颂人民大众的生活,但是艺术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的黑暗,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和问题发表自己期盼的语言,这是让今天的我最为感动的地方。”邵大箴在谈到漫画精神时说道。韦启美创作的国际题材的漫画作品确实,在今天的漫画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对于今天生活的反应,尤其是调侃现代社会中的普通白领生活状态的漫画为主,比如张小盒的生活等漫画,以“自黑”的方式去创作,这种“小我”的生活状态也是漫画精神的一种,但是对于更大程度上的漫画精神,比如今天的政治生活和官场现形等,还存在着某些程度上不自由。今天的漫画或许不需要强烈的针砭时弊,亦或是夸张的人物形象去表现人生百态,但是漫画家对于生活以及时事关注的态度正在丢失。而百年来中国漫画所宣扬的“导人为善”的主题也是今天我们所缺乏的。“孙之俊的作品不只是一种讥讽,同时也是一种人们精神食粮,给人以精神上的一种会心的微笑,给一个清楚简明的印象而又正确的批判。”这是孙之俊、韦启美等漫画艺术家给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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