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我们印象当中国产动画的定位依旧是小学生，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之流，然而日前《南方日报》却发出呼吁，他们希望国产动画片请多关注3至6岁孩子，到底为何这么说？我们来看看吧。自从千集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雄霸全国收视多年后，国产动画片便迅速拉开了“喜羊羊时代”。如今，“00后”的偶像也已经不再是擎天柱而是铠甲勇士，只要有男孩聚集的地方，是不是总会听到一句：“铠甲变身”？大人们可以没看过《熊出没》，但是不是也在朋友圈转发过神似“光头强”的真人照呢？如今，国产动画片已经不容小觑，它们不仅仅在小屏幕上占据了强势地位，还在大银幕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年的电影贺岁档竞争中，国产动画片《熊出没2》以2.91亿元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而去年《赛尔号4》《秦时明月》《神笔马良》《龙之谷(专区论坛)(微博)》和《神秘世界历险记2》等多部国产动漫电影也全部拿到了5000万元以上的票房。国产动漫的威力可见一斑。动漫业内有人认为，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动漫对成人观众的影响远大于对儿童观众的影响。因为基本上，3岁以上的中国孩子现在看的都以国产动漫为主。“目前，中国3-6岁这个年龄层的动画是空白的，对于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动画不只是娱乐，更是他们接触和认知世界的一个途径，我们成年人对此应该非常慎重，态度应该是兼具创意和科学的。”乐淘动漫设计有限公司CEO、拥有超过15年动漫经验的颜启光说。他目前正从事“绿色动画”的开发和制作《帮帮龙》便是其作品之一，“某方面来说，绿色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去走心，不是按各种传统的套路和模式去制作动画片，虽然难度比较大，但是可为的空间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中国动画制作几乎可以说是“主宰”了玩具市场，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只要动画做得刺激、吸引眼球，衍生出来的玩具就能卖得特别好。“玩具动漫这个模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但是这种方式很难真正去创造和培育一个有影响力的动漫形象。所以我们希望真正地做一些好的动画片，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导演吴冠廷说。吴冠廷指出，“当人们在谈论国外动画文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的规范性、丰富性和科学性。在韩国，动漫节就像是嘉年华，家长和孩子都能享受其中，孩子们玩得开心，家长更是看得放心，他们对大部分的动画作品都是信任的。这样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其实是目前中国最缺乏的。”在他看来，德、英的动画片切实做到了娱乐、教育和启蒙三点兼具，这点很值得敬佩，“我作为一个父亲，深感自己在教育能力和手段上的匮乏，这时候我们依赖动画片也是因为动画片能够弥补家长某些方面的缺失，可以陪伴孩子、教育孩子。”

广东省旅游局官网8月2日公布,《广东省旅游条例》已通过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提出对民宿业的政策支持,“城镇和乡村居民可以利用自己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住宅或者其他条件开办民宿旅游经营。”近年来，广东民宿发展比较快。近日，记者探访了从化市鳌头镇西塘村。一栋引入了“张小盒”动漫元素的民宿在田野之间显得特别醒目。走进民宿，仿佛走进了“张小盒”的世界：动漫形象的外墙、大大的立式模型、无处不在的墙贴,甚至房间里的所有被铺,也都是“张小盒”的图案。据西塘村村支书陈海涛介绍,村里经过上级部门的牵线,和广州动漫协会进行合作,获得了动漫企业的授权。他自己投入了20多万元,率先把一栋旧房子打造成民宿。之后村民纷纷参与民宿打造。“张小盒星球”动漫创作人陈东森说，“张小盒星球”与跨界动漫主题民宿结合，既能号召年轻人抛开工作压力主动亲近大自然，又能让父母带着小宝贝体验乡间动漫民宿的互动乐趣。由于项目建筑体空间内外都大胆地采用“张小盒”的时尚酷潮的卡通元素、二次元视觉和衍生产品互动体验，这种颠覆传统民宿观念的文化情感互动植入，必将以此为开始，迅速聚合强大的口碑传播的效能，将为乡村经济产业多元化、为城市族群的休闲文化生活需求打开一个独特的价值想象空间。“张小盒”动漫团队的进驻让“西塘童话小镇”动漫主题民宿成为备受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综合《新快报》《南方日报》）

画面精美，音乐动人，即便技术硬件都过关，新近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在口碑上还是遭遇了“冰火两重天”。这部电影在造型、美术形式上的创新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在电影主题、剧情走向和人物设定等方面却存在诸多硬伤，以致于有人犀利批评说，“去年《大圣归来》积攒下来的对国产动漫的信心，被《大鱼海棠》一次性败光了”。（7月13日 《南方日报》） 连日来，被国产动漫电影《大鱼海棠》刷屏。喜欢的人自然把它捧入云天：感动，好看！鄙夷的人自然把它踩在脚下：雷人，垃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只说“它不能说是一部烂片”。不过，总体来说，人们觉得，这种电影与其几亿的票房不相称。 对于一部略有瑕疵的电影，作为消费者人们很难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审美，一言不合就会“打板子”。在很多微信公众大号上，笔者看到那些超级写手们对于电影的吐槽更是如洪水泛滥。“想模仿宫崎骏，可皮毛都没学到”，“这部片子三观不正，人物设定有问题”，“痴情不是最好的爱”，等等，诸如此类的负面评价太多。为什么要“打板子”？因为我是消费者，你提供的产品不合我的胃口，我干嘛还要跟你客气？ 但你就没有发现，这部电影还是有进步的地方吗？画面唯美得不成样子，水准在远在同类国产动漫电影之上，这就是进步；还有大量中国元素的融入，虽然略显僵硬，但至少他们在做大胆的尝试，尝试让人们看到：中国元素不仅有红灯笼、巨龙，还有土楼和油纸伞。当然，电影人的执拗不是最终还是感动一大批观众吗？ 不妨对国产动漫电影温柔一些。观众要带着体谅的心情去观赏，带着批判的心态，只能影响人的观影情绪，会把自己事先设定的心境带入，一旦有瑕疵或不悦，就会急着“打板子”。而这种喊杀的结果只有一个：电影人畏首畏尾，不敢突破创新。不去试错，就没有创新，就不会知道观众的需求品位和层次，从而会让中国动漫电影发展的脚步放缓。所以，我们的“意见领袖”们不妨少些简单粗暴，多些温柔以待，给电影人试错的机会。 不过，国产动漫电影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你要试错，不应该让观众买单，观众花钱就是要看到赏心悦目的电影，他们没有释放情怀的义务。如山的负面评价应该引起电影人的反省，而不是一味的解释和掩盖。纵然电影人不是通才，但亦应该兼顾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精心打磨画质的同时，学会讲动听的故事，也同样重要。 对国产动漫电影，观众可以轻打“打板子”，但电影人也要将心比心，为观众制作形神兼备的中国好动漫。

今年2月15日，大年初八，陕西汉中西乡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郑鲁玉接诊了一个被电锯锯伤的小女孩。“是她妈妈送来的，小女孩5岁，送来的时候鼻子和右脸都被锯开了。”郑鲁玉说，经过了解才知道，当时女孩的妈妈在屋里做饭，小女孩和10岁的姐姐在院子里玩耍，不知怎么的，姐姐就翻出了一把电锯，“学着光头强在妹妹脸上锯了过去。” （据3月10日《南方日报》）10岁女孩模仿动画片中的情节用电锯锯伤妹妹，引得动画片分级制的呼声再起。诚然，正确完善的动画片分级制度，可以避免儿童接触观看到含有色情、暴力等元素的动画片，有利于净化儿童动画片市场，引导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然而，10岁女孩锯伤妹妹事件其实有着深刻复杂的成因，我们不能将全部责任都一股脑推给动画片分级制，尤其在动画片分级制尚未建立之前，有必要深刻反思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中的不足，方能有效防止类似悲剧重演。我们在痛陈不良动画片之弊、呼吁动画片分级制之余，试问：我们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我们为什么没能先入为主地在孩子们头脑中形成正确的观念意识，而是放任他们稚嫩的头脑被动画片情节轻易占据？如果我们率先对孩子进行了正确的教育，给他们早早输入了正确的安全知识和生命意识，又何至于让一部动画片引发多起儿童伤害案？回到事件中，伤人的女孩已经10岁，理应具有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然而她却将危险的电锯对准妹妹的脸，其对安全的无知和对生命的不尊重，令人惊诧。可以想象，她此次能够做出这样严重的伤害行为，那么，此前几乎肯定也有一些小的错误举动，没能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如果家长能够在她犯下小错时及时制止，并对她进行安全等教育，相信她也不会铸成如此大错。可以推想，在此背景下，女孩即便不学光头强锯伤妹妹，也难免会从其他人物身上学到危险动作，进而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反过来，如果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提醒女孩安全常识，告知她电锯等物品的危险性，这样的伤害或可避免。另外，10岁女孩应该已经上学，学校教育又是否尽到了安全知识传授之责呢？从女孩的危险行为来看，学校安全教育恐怕堪忧。因此，可以不客气地说，与其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动画片，不如说教育的缺失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针对此类儿童模仿动画片伤人事件，动画片只是一个诱因，教育缺失导致的安全意识空白，才是真正的原因。即便日后动画片分级制得以建立并完善，但如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仍有不足，就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意识趁虚而入，侵占孩子们幼小的头脑，诱使他们做出错误的事情。所以，完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给孩子们补上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必修课，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社会规则和意识，才是防范类似儿童伤害案的治本之策。

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一部《大圣归来》的票房奇迹唤起了外界对国产动漫的关注，然而近年来能够比肩这位美猴王的国产动漫作品实在寥寥，整个产业仍处于起步培育阶段。由于版权意识的缺乏，国内动漫原创者的收入并没有得到足够保证，进行全年龄动漫原创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游戏，产业给予的试错空间并不大。为了确保基本营收，不少动漫公司采取了低幼化策略，因为从变现的角度看，低幼化动漫更为实际。不过，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传播路径给予全年龄动漫的试错成本在降低，用户主导的互联网思维开始影响国内的动漫产业，这或许可以帮助国内动漫产业开始由低幼化向全年龄的过渡。两种逻辑8月11日，中国动漫行业诞生了最大一起并购案;奥飞动漫(24.42, 0.77, 3.26%)拟以9.04亿元通过“现金+股票”的交易方式，收购互联网原创动漫平台“有妖气 ”的母公司北京四月星空100%股权。奥飞动漫以玩具制造起家，后期通过并购、入股等方式才切入到上游内容创作领域，这家公司曾经在内地市场推出过火爆一时的四驱车品牌“奥迪双钻”，尽管后来成立的奥飞动漫已经涉足诸多K12(从幼儿园到高中年龄段)动画，但在2008年公司上市时，媒体还是将这家企业与国外玩具巨头孩之宝对标。奥飞动漫走的是通过衍生品领域打通动漫产品的收入链条，然后一步一步完成“向上走”的路径。在上述交易中，尽管“有妖气”的估值在外界看来是被低估，但奥飞动漫可以通过自身已经打通的收入链条来解决“有妖气”的变现问题。根据奥飞动漫2014年上半年财报，奥飞动漫实现营收10.23亿元，同比增长55.5%，净利润达1.7亿元。其中动漫作品《战斗王2》，直接带动了陀螺产品的销售额超过4亿元。尽管奥飞动漫通过衍生品开发打通了收入链条，但这是低幼化动漫的逻辑。通常低幼化动漫作品在创作出来之后，会被媒体购买进行播放，进而发展周边产品盈利，《喜羊羊与灰太狼》正是在奥飞动漫的助推下，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商业上的成功。相比之下，面向全年龄或是成年人的动漫的变现途径，其操作难度要大得多，通常会以IP为主导，进而改编成游戏或者有特色的衍生品，要在市场上具备绝对的号召力才能变现。此前走全年龄路线的《魁拔》系列动漫，尽管口碑与制作水平精良，却难以收割票房。反而《熊出没之雪岭熊风》这部低幼化动漫，以突破2亿元的票房成绩为国产动漫“长了脸”。若不是《大圣归来》以8.8亿元的逆天票房“低开高走”，低幼化动漫作品将长期占据国内主流市场。日本、美国等地都有着完备的版权保护机制，对于盗版侵权等行为有严厉的处罚机制，而中国市场尽管近年来版权意识不断提升，但尚未形成系统性保护机制，全年龄动漫如果只通过用户付费阅读或观看而实现盈利，并非易事，走IP泛娱乐的路线或许有机会。在腾讯引进《火影忍者》这样的日本动漫版权之时，以集英社为代表的日方就中国的盗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尽管引进这些会冒着很大的被盗版风险，但对于我们来说，引进日漫作品是要学习先进的制作、创作、推广的经验。”腾讯动漫总经理邹正宇对《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表示，引进版权并不是单纯的汉化作品。奥飞动漫并购的“有妖气”就是一个全年龄动漫平台，作者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原创漫画产品，若漫画水平达到一定标准，可以与网站签约并成为VIP作品。网站通过授权等方式对发布的漫画作品进行商业推广，读者在“有妖气”平台上可注册成为会员，免费或者付费阅读漫画作品。“有妖气”需要的是具备泛娱乐开发能力的资本方，而奥飞动漫此前在动漫影视方面的布局均围绕着低幼化动漫的发展路径布局，拿下“有妖气”意味着要对自身的业务结构进行调整。相比之下，“在日本，像集英社、小学馆这样的大型动漫社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下游做衍生品的企业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日本漫画家协会一位高层人士对《21CBR》记者表示。原创的代价尽管《大圣归来》实现了票房上的逆袭，但无法掩盖国产动漫原创能力不足的现状。由于低幼化作品意味着更低的创作风险以及短期变现的可能，低幼化作品仍是大多数动漫公司的选择。“那会儿什么都不能画，连刀刃都不能见光或者见血。”作为10多年的动漫老兵，腾讯动漫主编顾乡回忆道，七八年前各种禁令变相将动漫创作赶向低幼化，当时的国内动漫创作进入一个沉寂期，经过摸索后才找到《喜羊羊与灰太狼》这种低幼化盈利模式，“其实像《喜羊羊》和《熊出没》这样能保证营收的还是少数，大多数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华强集团董事长梁光伟在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司早在2003年以2000万元并购深圳一家科技公司便开始筹划向文化产业转型，但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熊大与熊二”为人熟知才找到发展思路。8月初，中宣部和广电总局也在《大圣归来》的研讨会上表示，要“改变国产动画的低幼定位，制作多年龄全年龄动画片”。由于互联网突破了传统媒体对动漫作品的传播控制，原创动漫的试错成本开始降低，解决了一个娱乐载体的传播路径问题，加速了全年龄动漫的发展。“十来岁的人具备通过互联网获取自己想要的(动漫)能力。”顾乡表示，互联网的发达让动漫开始不再专属于儿童，但低幼化的动漫依旧拥有市场，因为低龄化儿童并不具备主动搜索资源的能力，主要还是依靠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来获取信息。与此同时，围绕IP产生的泛娱乐商业模式日趋成熟，意味着动漫、游戏、文学、电影等娱乐载体相互打通，用户可以在一个IP内实现多次消费，从而给予创作者更为丰厚的回报。为此，腾讯推出了一个名为QQ动漫的产品，以手机QQ的8亿用户规模支持动漫战略业务，这对于互联网动漫来说是一次渠道的全面扩充，实现“只要作品质量够硬，就不怕读者看不到”的愿景。目前中国已经有2.6亿的二次元用户规模，加上微信、QQ等社交产品的导流，将动漫视为入口来打造场景，从而达到深度开发用户的目的。实际上，哪怕是传统出版社占据绝对主导的日本，也开始出现被互联网颠覆的迹象，传统的漫画生产模式是，新人漫画家想发表作品就必须向出版社投稿，出版社的编辑依靠经验积累对市场风向、选材类型进行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作品的“生杀大权”。不过，目前这套模式已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日本一些出版社的编辑联合漫画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从而在版权付费、衍生服务等领域获得收入，比如G2COMIX。G2COMIX会给漫画家提供相关的题材、市场读者喜好分析的指导，在双方谈好分成之后让漫画家上传自己的作品，用户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下载付费阅读。目前，这款APP已经在苹果商店里有500万次的下载量。“通过粉丝们的评价以及线上线下互动，相比传统时代，我们会更容易洞察到读者的喜好风向。”G2COMIX监制人木宫雅德在接受《21CBR》记者专访时表示，G2COMIX不仅向漫画家提供相关的网络数据分析，也会组织相关的线下活动来帮助推广作品，利用虚拟音乐与现实互动的结合，将AKB48握手会、投票会等模式复制到漫画领域，目前已经成立了Littleakiba这个机构专门负责运营线上线下的推广宣传工作。类似G2COMIX这种平台的出现，让很多在传统出版领域被埋没的年轻漫画家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也吸引了不少知名漫画家加盟。成人的世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全年龄动漫制作模式，意味着要面对更为残酷的市场挑战。因为低幼化动漫市场依托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具有传播垄断性的特质，而全年龄动漫在互联网这个开放平台则随时面临着用户“用脚投票”。邹正宇也曾表示，腾讯动漫平台上有严格执行的淘汰与腰斩机制，保证作者的作品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曾被外界寄予厚望的电影《黑猫警长》票房不足1亿元，证明低幼化的产品设计逻辑并不完全匹配中国这种全年龄的电影市场需求(中国电影尚无完备的年龄分级制度)。全年龄电影市场的人群具备着自主选择内容的能力，低幼化动漫的说教对于电影市场的主力观影人群——90后来说，过于陈词滥调和幼稚，《黑猫警长》遭遇市场冷遇并不意外。“劣质品和定位在低幼是两个概念。实际上我们非常诚恳认真，继承了一贯的美术传统跟塑造人物的态度。”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钱建平说，从制作层面上看，《黑猫警长》的故事逻辑符合一部给儿童观看的动漫作品的要求，采用的视觉技术也领先于大多数低幼化动漫，只是放到这个全年龄的电影市场上去“淘金”并不合适而已。“动画片(低幼化)能调动的市场人群还是有限的，《大圣归来》的成功有一部分要归结到它能调到的人群是全年龄的，像《熊出没》这种能调动到2亿元票房已经是极限了。”一位电影投资人如是向记者表示。《熊出没之雪岭熊风》背后拥有华强集团、乐视影业等多家资本、影视领域的巨头，能够调动的发行宣传资源是大多数动漫作品难以企及的，突破2亿元票房成绩并非意外。“市场上还是需要低幼化动漫来满足儿童的，低幼化也并不代表着粗糙，只是现在出现了产品多样化的趋势。”顾乡表示，用户对于动漫作品的需求出现多样化，打破了此前低幼化一统的局面， “不同的产品定位就有不同的玩法，大家都各自照顾好自己的受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