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复兴路上工作室新作——《跟着习大大走之上合·金砖发布会》的发布，领导人的卡通形象动画再次火了一把。以往严肃、刻板的时政新闻随着卡通动画的出现，变得活泼生动，更接地气。你或许也一样好奇的是，领导人的卡通形象究竟是怎么出炉的?为何越来越多地用动画这种“新媒体”手法，对国家领导人进行报道?最早的国家领导人漫画出现于80年代事实上，领导人的卡通、动漫形象不是第一次见诸媒体。1986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名为《中国牌》的邓小平漫画像，作者张卫平画下了邓小平打桥牌的形象，他手中的牌写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漫画引起轰动。8月16日，《解放日报》继续选登了一幅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的漫画像——《书迷江泽民》。漫画中的文字是“上海市长江泽民也是个书迷”。两幅漫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领导人卡通形象没有再出现。1990年以后，一系列文件规定、通知先后出台，用来规范领导人著作、图书的出版，如《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等，明确强调领导人工作、生活图片的严肃性，并规定了此类图片的报批程序及具体要求。凡涉及主要领导人工作、生活的图片，必须征得本人同意。直到2006年9月11日，一幅关于胡锦涛的漫画再度出现。这幅漫画出现在《新快报》A15版，配发文章以“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为题。但也有评论认为，这幅漫画严格意义上说是肖像画更合适。2010年5月31日，温家宝在日本访问时，与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参与座谈的中方动漫界代表向他赠送了两幅漫画肖像作品，一幅是温家宝，一幅是日本时任首相鸠山。新一届领导人卡通形象受追捧在我国，长期以来，国家领导人一般以比较严肃的形象出现于大众视野中。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王敏在其论文中写道，李普曼在他的著作《舆论学》中这样描述领导人形象，“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公开的和庄严的，另一种则是私下的和有人性的。”我国领导人形象的呈现多为前者。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3年10月14日，复兴路上的工作室发布《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动漫视频。在视频中，七常委首次以卡通形象出现， 这个设计突破了人们心目中领导人形象必须“高冷”的讲究，使领导人形象一下子生动起来。视频发布不到10天，点击量就突破了百万次。调查显示，网民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国家领导人形象突破的有益尝试。此后，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漫画形象逐渐见诸媒体报道。2014年2月19日，千龙网推出图解式插画新闻《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盘点了近15个月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的时间和工作安排，结合信息可视化制作的插画组图被微博广为传播。网友几乎一边倒地点赞。2014年2月26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一组名为《图解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图片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组图片新闻的开头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漫画。在这幅漫画中，李克强穿着深蓝色西服，搭配着浅蓝色的领带。他戴着眼镜，嘴角微微上扬。漫画采取了卡通化的处理，放大了人物的头部，保留了李克强的神态。“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如果还按照以往的宣传方式，年轻人不爱看，也达不到希望的宣传效果。”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说，要适应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必须生动活泼、短小精悍，没有很多的说教。有评论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对卡通漫画形象更包容，形象从“严肃”到“亲民”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变得更自信和更开放。

尽管在我们印象当中国产动画的定位依旧是小学生，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之流，然而日前《南方日报》却发出呼吁，他们希望国产动画片请多关注3至6岁孩子，到底为何这么说？我们来看看吧。自从千集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雄霸全国收视多年后，国产动画片便迅速拉开了“喜羊羊时代”。如今，“00后”的偶像也已经不再是擎天柱而是铠甲勇士，只要有男孩聚集的地方，是不是总会听到一句：“铠甲变身”？大人们可以没看过《熊出没》，但是不是也在朋友圈转发过神似“光头强”的真人照呢？如今，国产动画片已经不容小觑，它们不仅仅在小屏幕上占据了强势地位，还在大银幕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年的电影贺岁档竞争中，国产动画片《熊出没2》以2.91亿元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而去年《赛尔号4》《秦时明月》《神笔马良》《龙之谷(专区论坛)(微博)》和《神秘世界历险记2》等多部国产动漫电影也全部拿到了5000万元以上的票房。国产动漫的威力可见一斑。动漫业内有人认为，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动漫对成人观众的影响远大于对儿童观众的影响。因为基本上，3岁以上的中国孩子现在看的都以国产动漫为主。“目前，中国3-6岁这个年龄层的动画是空白的，对于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动画不只是娱乐，更是他们接触和认知世界的一个途径，我们成年人对此应该非常慎重，态度应该是兼具创意和科学的。”乐淘动漫设计有限公司CEO、拥有超过15年动漫经验的颜启光说。他目前正从事“绿色动画”的开发和制作《帮帮龙》便是其作品之一，“某方面来说，绿色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去走心，不是按各种传统的套路和模式去制作动画片，虽然难度比较大，但是可为的空间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中国动画制作几乎可以说是“主宰”了玩具市场，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只要动画做得刺激、吸引眼球，衍生出来的玩具就能卖得特别好。“玩具动漫这个模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但是这种方式很难真正去创造和培育一个有影响力的动漫形象。所以我们希望真正地做一些好的动画片，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导演吴冠廷说。吴冠廷指出，“当人们在谈论国外动画文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的规范性、丰富性和科学性。在韩国，动漫节就像是嘉年华，家长和孩子都能享受其中，孩子们玩得开心，家长更是看得放心，他们对大部分的动画作品都是信任的。这样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其实是目前中国最缺乏的。”在他看来，德、英的动画片切实做到了娱乐、教育和启蒙三点兼具，这点很值得敬佩，“我作为一个父亲，深感自己在教育能力和手段上的匮乏，这时候我们依赖动画片也是因为动画片能够弥补家长某些方面的缺失，可以陪伴孩子、教育孩子。”

10岁的姐姐拿着电锯，“学着光头强在妹妹脸上锯了过去”。因模仿动画片情节而发生的悲剧屡屡上演，是时候转变观念，实行动画片分级制了，决不能再把动漫当“儿戏”。今年2月15日，大年初八，汉中西乡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郑鲁玉他们接诊了一个被电锯锯伤的小女孩。“是她妈妈送来的，小女孩5岁，送来的时候鼻子和右脸都被锯开了。”郑鲁玉说，经过了解才知道，当时女孩的妈妈在屋里做饭，小女孩和10岁的姐姐在院子里玩耍，不知怎么的，姐姐就翻出了一把电锯，“学着光头强在妹妹脸上锯了过去。”（3月10日《南方日报》）又是一起因模仿动画片情节而发生的悲剧。说起来，这并非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在此之前，媒体报道过2岁小男孩模仿《熊出没》光头强，用斧头砍伤自己手指；7岁男孩模仿“光头强”改造风扇，左手绞进高速扇叶；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玩“烤羊”，两男童全身被烧伤……动画片中的不良镜头给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也让家长们胆战心惊。《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都是当下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动画片，而对于心智发育不完全又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来说，不可避免地会去模仿动画片中的情节。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改造风扇、“烤羊”、拿着电锯到处挥舞等情节是虚构的，他们更不知道这些情节放到现实生活中可能造成的危害。为此，在2013年，《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两部动画片被点名批评，且由于两片存在暴力失度、语言粗俗，被勒令整改。但是直到今天，经过“整改”的《熊出没》依然在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再一次造成悲剧。面对充斥着无聊、暴力等日益成人化情节的动画片，家长难道只能无奈地充当“审查员”，自己给动画片分级？呼吁已久的分级制为何迟迟没有进展？说到底，其实还是观念的问题。在国外，动画片实行分级制，承认动画片占有很大的份额，但在国内，提起动画片，普遍还是认为那是孩子们的专属。既然百分之八九十的动漫受众都是青少年和儿童，那就似乎没有分级的必要。但问题是，随着动漫成人化趋势的加深，为迎合成人消费群的需求，动画片、动漫产品出现越来越多的“成人化”情节，这无疑会给年幼的孩子们造成不当的影响。广受关注的“喜羊羊”、“光头强”已经引火烧身了，是时候转变观念，实行动画片分级制，不能再把动漫当“儿戏”了。其实，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动漫产业来说，实行分级制不仅可以有效保护儿童不受暴力和色情信息的侵害，而且也有利于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以动漫产业发达的日本为例，日本的动漫产业是日本经济的第三大产业，其受众涵盖4~60岁的群体，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

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画面精美，音乐动人，即便技术硬件都过关，新近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在口碑上还是遭遇了“冰火两重天”。这部电影在造型、美术形式上的创新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在电影主题、剧情走向和人物设定等方面却存在诸多硬伤，以致于有人犀利批评说，“去年《大圣归来》积攒下来的对国产动漫的信心，被《大鱼海棠》一次性败光了”。（7月13日 《南方日报》） 连日来，被国产动漫电影《大鱼海棠》刷屏。喜欢的人自然把它捧入云天：感动，好看！鄙夷的人自然把它踩在脚下：雷人，垃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只说“它不能说是一部烂片”。不过，总体来说，人们觉得，这种电影与其几亿的票房不相称。 对于一部略有瑕疵的电影，作为消费者人们很难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审美，一言不合就会“打板子”。在很多微信公众大号上，笔者看到那些超级写手们对于电影的吐槽更是如洪水泛滥。“想模仿宫崎骏，可皮毛都没学到”，“这部片子三观不正，人物设定有问题”，“痴情不是最好的爱”，等等，诸如此类的负面评价太多。为什么要“打板子”？因为我是消费者，你提供的产品不合我的胃口，我干嘛还要跟你客气？ 但你就没有发现，这部电影还是有进步的地方吗？画面唯美得不成样子，水准在远在同类国产动漫电影之上，这就是进步；还有大量中国元素的融入，虽然略显僵硬，但至少他们在做大胆的尝试，尝试让人们看到：中国元素不仅有红灯笼、巨龙，还有土楼和油纸伞。当然，电影人的执拗不是最终还是感动一大批观众吗？ 不妨对国产动漫电影温柔一些。观众要带着体谅的心情去观赏，带着批判的心态，只能影响人的观影情绪，会把自己事先设定的心境带入，一旦有瑕疵或不悦，就会急着“打板子”。而这种喊杀的结果只有一个：电影人畏首畏尾，不敢突破创新。不去试错，就没有创新，就不会知道观众的需求品位和层次，从而会让中国动漫电影发展的脚步放缓。所以，我们的“意见领袖”们不妨少些简单粗暴，多些温柔以待，给电影人试错的机会。 不过，国产动漫电影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你要试错，不应该让观众买单，观众花钱就是要看到赏心悦目的电影，他们没有释放情怀的义务。如山的负面评价应该引起电影人的反省，而不是一味的解释和掩盖。纵然电影人不是通才，但亦应该兼顾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精心打磨画质的同时，学会讲动听的故事，也同样重要。 对国产动漫电影，观众可以轻打“打板子”，但电影人也要将心比心，为观众制作形神兼备的中国好动漫。

今年2月15日，大年初八，陕西汉中西乡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郑鲁玉接诊了一个被电锯锯伤的小女孩。“是她妈妈送来的，小女孩5岁，送来的时候鼻子和右脸都被锯开了。”郑鲁玉说，经过了解才知道，当时女孩的妈妈在屋里做饭，小女孩和10岁的姐姐在院子里玩耍，不知怎么的，姐姐就翻出了一把电锯，“学着光头强在妹妹脸上锯了过去。” （据3月10日《南方日报》）10岁女孩模仿动画片中的情节用电锯锯伤妹妹，引得动画片分级制的呼声再起。诚然，正确完善的动画片分级制度，可以避免儿童接触观看到含有色情、暴力等元素的动画片，有利于净化儿童动画片市场，引导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然而，10岁女孩锯伤妹妹事件其实有着深刻复杂的成因，我们不能将全部责任都一股脑推给动画片分级制，尤其在动画片分级制尚未建立之前，有必要深刻反思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中的不足，方能有效防止类似悲剧重演。我们在痛陈不良动画片之弊、呼吁动画片分级制之余，试问：我们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我们为什么没能先入为主地在孩子们头脑中形成正确的观念意识，而是放任他们稚嫩的头脑被动画片情节轻易占据？如果我们率先对孩子进行了正确的教育，给他们早早输入了正确的安全知识和生命意识，又何至于让一部动画片引发多起儿童伤害案？回到事件中，伤人的女孩已经10岁，理应具有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然而她却将危险的电锯对准妹妹的脸，其对安全的无知和对生命的不尊重，令人惊诧。可以想象，她此次能够做出这样严重的伤害行为，那么，此前几乎肯定也有一些小的错误举动，没能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如果家长能够在她犯下小错时及时制止，并对她进行安全等教育，相信她也不会铸成如此大错。可以推想，在此背景下，女孩即便不学光头强锯伤妹妹，也难免会从其他人物身上学到危险动作，进而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反过来，如果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提醒女孩安全常识，告知她电锯等物品的危险性，这样的伤害或可避免。另外，10岁女孩应该已经上学，学校教育又是否尽到了安全知识传授之责呢？从女孩的危险行为来看，学校安全教育恐怕堪忧。因此，可以不客气地说，与其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动画片，不如说教育的缺失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针对此类儿童模仿动画片伤人事件，动画片只是一个诱因，教育缺失导致的安全意识空白，才是真正的原因。即便日后动画片分级制得以建立并完善，但如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仍有不足，就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意识趁虚而入，侵占孩子们幼小的头脑，诱使他们做出错误的事情。所以，完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给孩子们补上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必修课，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社会规则和意识，才是防范类似儿童伤害案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