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漫画 新生代画家擎起大旗

2015
05/22
23:24

中国动漫产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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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麦兜》等香港漫画,风靡香江几十年,以其“成人童话”气质,拥有几代成年人读者。而在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漫画家,他们在国内默默无闻,后来受到国外出版商青睐并走红之后,才被国内出版社出版。我们不禁想问一问,是我们的读者不喜欢,还是出版界的审美出了问题。

走红欧洲“小人书”画家打造“平民史诗”

一本中国人画的漫画,走红欧洲,有多个西方语言版本,成为被西方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之后才被引进国内出版,并在今年9月底在第10届金龙奖上荣获“中国漫画大奖”。这本漫画就叫《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2009年它率先在法国出版,之后陆续在全世界授权12个语言版本,并即将推出日文版本。而因其“新颖的艺术形式以及强烈的人文精神”,屡屡在欧洲漫画界斩获大奖,其中包括法国圣马洛图书展“最受读者欢迎奖”,入围有“漫画界奥斯卡”之称的昂古莱姆国际漫画大奖,等等。

《从小李到老李》是自传体的长篇故事。它由中国漫画家李昆武和法国友人欧励行合作,运用三千余幅画面,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描绘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自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人生经历。 2013年1月,该作品由三联书店引进,在国内推出,同样很受欢迎。在9月28日于广州颁出的第十届动漫金龙奖上,获得了最高综合性奖项“中国漫画大奖”,成为当晚最为引人注目的大赢家。

对于中国漫画来说,有一个观点,基本上算是公认:美术功底深、画功了得者,不乏其人,但善于讲好故事,有思想有创意的作品,却很罕见。李昆武的这本漫画,在大历史背景下讲述个人故事,给人一种“平民史诗的”感觉。

国内漫画 新生代画家擎起大旗

在国内新漫画界,除了李昆武,还有一批画风自成一格,充满人文与诗意的漫画家,他们是聂仁帅、阮筠庭、本杰明……

聂仁帅:“青春派”旗手


代表作《女郎》、《青春系列》 、《法语》

这个执着于创作的漫画新人,十几年中用自己的热情打造了一幅幅撼动人心的作品。他使用“凝蓝”这个笔名,多次发表在各种杂志上。他的作品写实与漫画结合,浓厚与清新融洽,平整的色彩中透出斑斓。作为一个80后的画手,他更愿意把创作题材锁定在这个样一个带有时代特点的80后群体。让我们期待他的后续作品。

本杰明:“叛逆”的艺术青年

代表作:《一天》、《橘子》、《记得》

对于国内漫画圈的来说,本杰明这个名字,无疑也是明星级的。他的作品曾在日本漫画杂志上被详细介绍,日本大牌制作人为他量身制作个人画集。本杰明善于用漫画的形式,表现街头艺术青年的生活方式,作品充满青春的迷茫与幻想,画风写意、张扬,色彩自由不羁。自2000年发表的《夏天没有的花》,以其绚丽迷离的水彩漫画风格,在欧洲有众多知音。

阮筠庭:大学教师的诗性禅意

代表作:《二十四节气的恋人》、《月亮短歌》、《春晖》

阮筠庭是位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留校美术教师,也是郭敬明旗下《文艺风象》杂志的“御用封面插画家”。她的漫画作品善于用轻缓的色调,表现灵动的情绪。她在美术技巧、艺术修养、哲学思考方面的综合实力,在国内漫画界极为出挑和罕见。

作为一名80后,阮筠庭1997年发表处女作《月夜的眼睛》,之后应各大杂志之邀绘画大量漫画插图。2002年获第三届中国连环漫画最佳彩色单幅奖。她的作品风格简淡,诗性与禅意浓厚,比如她目前正在《文艺风象》上热门连载的连环漫画故事新作《春晖》,就抒发了作为一个美术教师的感受,与学生打交道的感悟,画风灵动,文字精妙,深受读者喜欢。

业界动态: 连载24载 港漫传奇《风云》“封笔”

对于熟悉武侠漫画的人来说,聂风和步惊云,这两位来自港式畅销漫画经典《风云》的知名度,并不亚于金庸笔下的大侠们。今年夏天,《风云》作者、香港着名漫画家马荣成,对外正式宣布封笔。而其创作连载24年的畅销作品《风云》将在一年内将迎来大终结。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武侠漫画繁荣一时,涌现出一批畅销漫画家,而其中公认两个最响亮的名字就是黄玉郎和马荣成。马荣成14岁加入漫画行业,1982年凭《中华英雄》成名,1989年自立门户创立天下出版社再创高峰,一书风行24年的《风云》,奠定他本地业界“一代画神”地位,终成香港漫画传奇。

香港漫画目前已进入阵痛转型期,“总体来说,一本香港漫画的销量,由以前20万本的状态,下降到2万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马荣成尽管提及“香港漫画市场走低”,但他并未将此归为封笔的主因,“《风云》的销量目前在香港依然算畅销,每月仍可以赚100多万。”他说以后可能去尝试画一些市场不需要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单幅的水彩画。”

开卷一周畅销榜

(2013年10月14日—2013年10月20日)虚构类top10畅销书榜

Top1《转眼,青春散场》作者:叶冰伦 湖南文艺出版社Top2《龙族:黑月之潮(中)》作者:江南 长江出版社Top3《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南海出版公司Top4《第七天》作者:余华 新星出版社Top5《小时代3.0刺金时代》作者:郭敬明 长江文艺出版社Top6《狼图腾》作者:姜戎 长江文艺出版社Top7《疯了!桂宝》作者:阿桂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Top8《活着》作者:余华 作者出版社Top9《十宗罪(4)》作者:蜘蛛 湖南文艺出版社Top10《遇见未知的自己》作者:张德芬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非虚构类top10 畅销书榜

Top1《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Top2《不省心》作者:冯小刚(微博) 长江文艺出版社Top3 《看见》作者:柴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Top4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作者:任志强江苏凤凰文艺出社Top5《很高兴见到你》作者:韩寒 浙江文艺出版社Top6《谢谢你离开我》作者:张小娴 湖南文艺出版社Top7《目送》作者:龙应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Top8《正能量》作者:理查德·怀斯曼 湖南文艺出版Top9《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作者:郎咸平东方出版社Top10《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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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辉煌过后 中国动漫以何为继?

近日,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两部国产动画片引起热议,香港著名漫画人温绍伦评论《捉妖记》也是一次不错的动画尝试。适逢此时,筹备了两年之久的“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中外动漫艺术大展”也于2015年7月24日开幕,并在开幕当天下午举行了与展览同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动漫中的民族化风格,为在艺术理论中难觅踪迹的中国动漫追本溯源。雅昌艺术网带着对中国动漫发展现状的困惑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疑问,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走访了在梳理中国动漫历史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常光希、“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中外动漫艺术大展”策展人金城、著名当代漫画家Tango等人进行相关采访。万籁鸣《猴子捞月》“30年前,我们就应该探讨中国学派”金城与“动漫”渊源颇深。在他创办“中国动漫金龙奖”之前,并没有人把动画和漫画结合起来,在“金龙奖”的活动宣传中,他频频在对主流媒体的采访中使用“动漫”一词,而后产生蝴蝶效应,直至2006年国务院转发扶持动漫发展的意见,把“动漫”概念提升到空前的高度。而在“中外动漫艺术大展”中,金城又提出了“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从中国动漫发展史和60-80年代中国动漫的辉煌历程对“中国学派”的概念进行阐释。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派”的概念从文学领域被引入动画艺术,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涌现了《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等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动画片,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在世界动漫史中留下精彩的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类动画逐渐消失,市场也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效仿西方动漫形式的动漫电影,具有中国本土风格的动漫难觅踪迹。事实上,“中国学派”动漫艺术的本质,即是中国动画的民族化进程。《山水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对此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学派”的动漫创造了在世界不同文化中可以被清晰辨认的民族表征。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把动漫艺术尤其是漫画,视作一种特殊的媒介,反映民族屈辱和希望,正如《三毛流浪记》中所体现的特殊时代的苦难。孙立军很惋惜,现在提“中国学派”已经为时已晚。在他看来,30年前我们就应该开始对“中国学派”的探讨,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今重提“中国学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它的非程式化。曾经,“中国学派”动漫承袭国画的“此处无声胜有声”,在西方的迪士尼动画以及日本动漫中独树一帜。但是,它的非程式化特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导向——并非只有这一种模式能够成为“中国学派”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内涵为伴的“中国学派”动漫也同样可以走得很远。《牧笛》 1963年作为弱势文化的中国动漫从1922 年到1941 年,万氏兄弟万古蟾、万籁鸣、万超尘、万涤寰从模仿美苏到自谋出路,开启了中国动画创作的开端,并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优秀动画长片。1946年,新中国政权下的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诞生于长春电影制片厂。1950年,长影美术片组的特伟带领该组迁至上海,并于1957年建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美术片组南迁的选址中,特伟没有选址北京或其他城市,而是选择了上海。在他看来,上海电影业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比较发达;他的外国电影了解始于上海,上海对外来文化具有非常宽容、开放的心态;此外,张仃、叶浅予、廖冰兄等不少知名漫画家聚集于上海,从此开始民族动画的30年探索。在常光希看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缘起是了解中国动漫发展史的重要起点,其中涉及的地域文化的特殊背景,对中国动漫后来的发展脉络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中国动漫向古典文学、戏剧、民间艺术的借鉴,被看作是“中国画派”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动漫体现出的重要特点。在孙立军看来,中国动漫向古典文学、戏剧、民间艺术的借鉴经历了三个阶段: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仍还处在对国外动画的模仿阶段;而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动漫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建构并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顶峰;80年代末期,由于市场、工艺、技术、人才、社会对动画的重视度等各方面原因,“中国学派”衰落。在80年代“中国学派”盛世末期,与孙立军同年毕业的全国动画专业毕业生仅有十多个。而在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动画专业毕业生的今天,动画仍然被视作小孩看的影视作品,孙立军戏称中国动漫为弱势文化。《老夫子-油漆》90年代中国动画开始了产业化之路,金城也顺势而为参与其中。2006年国家开始对动漫产业进行有力度的扶持,至今又已是十年。在金城看来,经过十年建设的中国动漫产业仍然是矛盾重重:我们着意去建立产业链、打造商业环境,却忽略了动漫作品本身的打造;我们在动画制作中投巨资开发三维动画,追逐画面漂亮、视觉张力,但是却讲不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创作部出一个打动人心的角色。创作者Tango也认为,与国外的动漫相比,中国动漫艺术家用作品讲故事的能力仍然还很欠缺,内容创新并不大,脱离日本漫画的痕迹也尚待时间的历练。在孙立军看来,动漫产业的发展仍然羸弱,政府在动漫市场制度上的完善和扶植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必须的。相对于中国动漫市场的短板,中国动漫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也引人注目。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旺盛的市场需求给予了动漫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孙立军认为巨大的互联网市场意味着平民动漫时代的到来,Tango也在期待中国互联网更大程度的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此外,从大格局来看,国家版权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带来的将是理论与学术系统的建立、社会对动漫产业的重视。本杰明《中国女孩》中国动漫与日本动漫的错位“二战”之后,日本动漫因向中国学习而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40-50年代,手冢治虫的动画受到万氏兄弟《铁扇公主》的影响,他创造了日本最经典的动漫形象诸如铁臂阿童木,带来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巨大发展。手冢治虫发展很快,在50年代之后,他的《阿童木》、《森林大帝》等作品结合商业开创了日本系列动画的先河。60年代电视兴起,日本电视商业动画迅速发展。70-80年代,日本动漫普遍传播,动漫艺术家新人辈出,而此时,中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动漫艺术家延续着之前的命题、使用旧有的习惯进行封闭创作。90年代,电影进入市场,动画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以计划经济的产物形态进入市场经济的生存模式,这时候,日本动漫水平已经明显超过我们。但在常光希看来,2000年之后,政府给予动漫产业的支持让中国动漫有所恢复,达到与日本动漫相当的水平也已是为期不远。万籁鸣与手冢治虫合作画金城认为,日本动漫产业的兴盛,最关键的因素是动画和漫画的链条发展。《海贼王》、《火影隐者》、《七龙珠》、《铁臂阿童木》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先把漫画投放市场,等待漫画成功之后再通过漫画进一步开发成动画、电视动画、电影动画,最后进行其他的延伸开发。到目前,日本不少于80%比重的动画由漫画改编,甚至在日本有大量偶像剧、真人剧也是由漫画改编。尽管中国也引入了“动漫”的概念,但是在动画和漫画的结合道路上还尚在起步阶段。《龙珠Z——独自一人的最终决战2》从社会环境来讲,由于日本经济压力较大、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较快,人们大量地消费动漫产品减轻压力,形成广泛的地铁动漫文化。此外,日本动画成本极低。然而在压低成本的同时,日本动漫艺术家仍然在故事情节叙述上保持了多元、丰富并且精致的状态。当然,日本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成熟的市场也是保证日本动漫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宫崎骏《千与千寻》中日动漫的发展,从上世纪40年代日本向中国的学习到90年代以来中国感受到的明显落后,似乎形成了某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金城认为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向集体化经济的不顺畅过渡导致的;另一方面,动画生产行业把动画影视当作短期投资行为,忽视了动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价值,“中国学派”在短时期内辉煌难续。孙立军从宏观的立场分析这种错位,我们已经习惯了主动消费但还并未形成理性消费,“美”与“好”的标准是在大众还是指向个体?此外,对知识产权和原创作品的漠视也击退了不少年轻动漫艺术家。但是,中国动漫尚且在回归,中国动漫的个体审美与社会制度又怎会倒退?

近日,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两部国产动画片引起热议,香港著名漫画人温绍伦评论《捉妖记》也是一次不错的动画尝试。适逢此时,筹备了两年之久的“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中外动漫艺术大展”也于2015年7月24日开幕,并在开幕当天下午举行了与展览同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动漫中的民族化风格,为在艺术理论中难觅踪迹的中国动漫追本溯源。雅昌艺术网带着对中国动漫发展现状的困惑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疑问,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走访了在梳理中国动漫历史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孙立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常光希、“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中外动漫艺术大展”策展人金城、著名当代漫画家Tango等人进行相关采访。万籁鸣《猴子捞月》“30年前,我们就应该探讨中国学派”金城与“动漫”渊源颇深。在他创办“中国动漫金龙奖”之前,并没有人把动画和漫画结合起来,在“金龙奖”的活动宣传中,他频频在对主流媒体的采访中使用“动漫”一词,而后产生蝴蝶效应,直至2006年国务院转发扶持动漫发展的意见,把“动漫”概念提升到空前的高度。而在“中外动漫艺术大展”中,金城又提出了“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从中国动漫发展史和60-80年代中国动漫的辉煌历程对“中国学派”的概念进行阐释。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派”的概念从文学领域被引入动画艺术,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涌现了《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等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动画片,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在世界动漫史中留下精彩的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类动画逐渐消失,市场也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效仿西方动漫形式的动漫电影,具有中国本土风格的动漫难觅踪迹。事实上,“中国学派”动漫艺术的本质,即是中国动画的民族化进程。《山水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对此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学派”的动漫创造了在世界不同文化中可以被清晰辨认的民族表征。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把动漫艺术尤其是漫画,视作一种特殊的媒介,反映民族屈辱和希望,正如《三毛流浪记》中所体现的特殊时代的苦难。孙立军很惋惜,现在提“中国学派”已经为时已晚。在他看来,30年前我们就应该开始对“中国学派”的探讨,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今重提“中国学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它的非程式化。曾经,“中国学派”动漫承袭国画的“此处无声胜有声”,在西方的迪士尼动画以及日本动漫中独树一帜。但是,它的非程式化特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导向——并非只有这一种模式能够成为“中国学派”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内涵为伴的“中国学派”动漫也同样可以走得很远。《牧笛》 1963年作为弱势文化的中国动漫从1922 年到1941 年,万氏兄弟万古蟾、万籁鸣、万超尘、万涤寰从模仿美苏到自谋出路,开启了中国动画创作的开端,并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优秀动画长片。1946年,新中国政权下的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诞生于长春电影制片厂。1950年,长影美术片组的特伟带领该组迁至上海,并于1957年建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美术片组南迁的选址中,特伟没有选址北京或其他城市,而是选择了上海。在他看来,上海电影业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比较发达;他的外国电影了解始于上海,上海对外来文化具有非常宽容、开放的心态;此外,张仃、叶浅予、廖冰兄等不少知名漫画家聚集于上海,从此开始民族动画的30年探索。在常光希看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缘起是了解中国动漫发展史的重要起点,其中涉及的地域文化的特殊背景,对中国动漫后来的发展脉络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中国动漫向古典文学、戏剧、民间艺术的借鉴,被看作是“中国画派”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动漫体现出的重要特点。在孙立军看来,中国动漫向古典文学、戏剧、民间艺术的借鉴经历了三个阶段: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仍还处在对国外动画的模仿阶段;而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动漫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建构并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顶峰;80年代末期,由于市场、工艺、技术、人才、社会对动画的重视度等各方面原因,“中国学派”衰落。在80年代“中国学派”盛世末期,与孙立军同年毕业的全国动画专业毕业生仅有十多个。而在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动画专业毕业生的今天,动画仍然被视作小孩看的影视作品,孙立军戏称中国动漫为弱势文化。《老夫子-油漆》90年代中国动画开始了产业化之路,金城也顺势而为参与其中。2006年国家开始对动漫产业进行有力度的扶持,至今又已是十年。在金城看来,经过十年建设的中国动漫产业仍然是矛盾重重:我们着意去建立产业链、打造商业环境,却忽略了动漫作品本身的打造;我们在动画制作中投巨资开发三维动画,追逐画面漂亮、视觉张力,但是却讲不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创作部出一个打动人心的角色。创作者Tango也认为,与国外的动漫相比,中国动漫艺术家用作品讲故事的能力仍然还很欠缺,内容创新并不大,脱离日本漫画的痕迹也尚待时间的历练。在孙立军看来,动漫产业的发展仍然羸弱,政府在动漫市场制度上的完善和扶植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必须的。相对于中国动漫市场的短板,中国动漫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也引人注目。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旺盛的市场需求给予了动漫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孙立军认为巨大的互联网市场意味着平民动漫时代的到来,Tango也在期待中国互联网更大程度的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此外,从大格局来看,国家版权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带来的将是理论与学术系统的建立、社会对动漫产业的重视。本杰明《中国女孩》中国动漫与日本动漫的错位“二战”之后,日本动漫因向中国学习而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40-50年代,手冢治虫的动画受到万氏兄弟《铁扇公主》的影响,他创造了日本最经典的动漫形象诸如铁臂阿童木,带来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巨大发展。手冢治虫发展很快,在50年代之后,他的《阿童木》、《森林大帝》等作品结合商业开创了日本系列动画的先河。60年代电视兴起,日本电视商业动画迅速发展。70-80年代,日本动漫普遍传播,动漫艺术家新人辈出,而此时,中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动漫艺术家延续着之前的命题、使用旧有的习惯进行封闭创作。90年代,电影进入市场,动画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以计划经济的产物形态进入市场经济的生存模式,这时候,日本动漫水平已经明显超过我们。但在常光希看来,2000年之后,政府给予动漫产业的支持让中国动漫有所恢复,达到与日本动漫相当的水平也已是为期不远。万籁鸣与手冢治虫合作画金城认为,日本动漫产业的兴盛,最关键的因素是动画和漫画的链条发展。《海贼王》、《火影隐者》、《七龙珠》、《铁臂阿童木》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先把漫画投放市场,等待漫画成功之后再通过漫画进一步开发成动画、电视动画、电影动画,最后进行其他的延伸开发。到目前,日本不少于80%比重的动画由漫画改编,甚至在日本有大量偶像剧、真人剧也是由漫画改编。尽管中国也引入了“动漫”的概念,但是在动画和漫画的结合道路上还尚在起步阶段。《龙珠Z——独自一人的最终决战2》从社会环境来讲,由于日本经济压力较大、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较快,人们大量地消费动漫产品减轻压力,形成广泛的地铁动漫文化。此外,日本动画成本极低。然而在压低成本的同时,日本动漫艺术家仍然在故事情节叙述上保持了多元、丰富并且精致的状态。当然,日本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成熟的市场也是保证日本动漫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宫崎骏《千与千寻》中日动漫的发展,从上世纪40年代日本向中国的学习到90年代以来中国感受到的明显落后,似乎形成了某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金城认为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向集体化经济的不顺畅过渡导致的;另一方面,动画生产行业把动画影视当作短期投资行为,忽视了动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价值,“中国学派”在短时期内辉煌难续。孙立军从宏观的立场分析这种错位,我们已经习惯了主动消费但还并未形成理性消费,“美”与“好”的标准是在大众还是指向个体?此外,对知识产权和原创作品的漠视也击退了不少年轻动漫艺术家。但是,中国动漫尚且在回归,中国动漫的个体审美与社会制度又怎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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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漫如何做出一片感动的云彩?

金城象 《猫和老鼠》中的主角 《千与千寻》剧照最近,日本最新动画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风靡大陆各大院线,与此同时,刚刚推出的国产动画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却被人质疑“抄袭”美国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关于动漫影视剧的“原创力”话题再度引起热议。到底如何评价本土动漫的创作水准?瓶颈何在?一场包括宫崎骏等“大腕”手稿在内的正在广东美术馆开办的《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展览,也许能为此话题带来启示。7月3日,一部叫《汽车人总动员》的国产动画电影悄然上映,上映后票房并不理想,但却因为它的一张海报掀起轩然大波——由于《汽车人总动员》电影海报与皮克斯著名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由皮克斯制作,迪士尼发行,又名《汽车总动员》)海报如出一辙,动画主人公相似度甚高,该片被诸多影迷质疑抄袭,争论甚至引发国外媒体关注。7月24日将在广东省美术馆开办《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展览,会以众多动漫大师的手稿,为今天的动漫界带来启发。据悉,展览中95%以上的纸质展品都是手稿,带着大师们亲手绘制时的笔触、结构和灵气,包括万籁鸣的18幅《猴子捞月》系列连环画手稿、贺友直的28幅《小二黑结婚》连环画手稿、廖冰兄的12幅《十二生肖》漫画手稿、水墨动画《山水情》的31幅绘画手稿、动画片《葫芦兄弟》的美术原稿等,而国外知名的动漫作品如《丁丁·蓝莲花》、《蓝精灵》、《安徒生童话·拇指姑娘》、《天空之城》等也都有手稿参展。展览策展人、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金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把科学态度引进到动漫创作中羊城晚报:“中外动漫艺术展”的由来是怎样的?金城:在这十年间,我们的动漫发展走了一些弯路,所谓“产量大国”,过度地强调了动漫的产业功能,忽视了它的艺术功能。我认为,一开始就不应该将之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去规划,而应该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艺术激情的创意来支持、扶持。我跟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一起策划《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把中国动漫和外国动漫中的优秀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让一般公众、动漫爱好者、专业人士自由地感受、欣赏。展出的作品包括全世界动漫人心中的殿堂级人物宫崎骏的手稿原作。通过手稿你可以发现,宫崎骏那么大腕级别的艺术家,对于一个重复的动画镜头,都坚持手绘十幅甚至几十幅重复的手稿。人物从远到近,动作表情上微小的变化,老爷子都是亲力亲为地进行这些可以说是机械般的工作。我们中国的创意人才,有这么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有这么一种对于艺术执着追求的初心吗?羊城晚报:所以说举办“中外动漫艺术展”就是希望为中国动漫提供一些借鉴?金城:是的。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动漫行业基本都是做快餐,那么人家宫崎骏、好莱坞都是在做营养餐。《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每一部新片,都让观众投入一种心灵旅程。即将上映的《功夫熊猫三》会让大家铆足了劲去看。这是动画片的魅力,真正能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日常生活不可及、真人表演达不到的剧情故事当中。因此,今天的人们对于好的作品,是有着足够的期待、热情,也有着足够的金钱去支持的。动漫市场是存在的,一头热地去抓市场没有意义,我们需要更多地搞好创作。在这次展出当中,还可以看到欧洲最有名气的作品——《丁丁历险记》手稿。《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先生,专门请当时还没出名的艺术家张聪明,一起来完成有关中国的场景、道具的刻画。可以说,西方的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把科学的态度引进到动漫创作之中,而我们的创作人最多只是娱乐的态度。好的动漫作品无一不是艺术创作者浇灌心血打磨出来的,而国内不负责任地抄袭、山寨的现象之多之恶劣,已经到了不仅仅是市场对它说“不”的程度,更到了急需让我们重视怎样引导动漫制作,如何规划动漫产业的地步。动漫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赚钱羊城晚报:国产动画《汽车人总动员》被指抄袭皮克斯动画《汽车总动员》,两部动画电影不仅片名类似,连海报、汽车人主角造型等都如出一辙。您怎么看这个现象?金城:在漫画中,艺术家或工作室主导的模式较多,基本上不存在抄袭剽窃的问题。而在动画中,商人主导、以逐利为目的情况就很明显。在他们看来,做动画就像山寨厂商模仿生产外国奢侈品品牌一样。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中国动画公司的机制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大多以由艺术家或工作室主导,即便是商业最成功的迪士尼,都是一群怀揣梦想、有自己艺术理念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皮克斯、梦工厂,日本的宫崎骏吉卜力工作室都是这样。他们耗费大量心血、时间,打磨出一部首先能感动自己的作品,然后才能一上市就获得成功。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的运营机制上有问题,体现为大多数以盈利为导向,把动漫当成一门生意来做,没有感动自己,也没有让自己产生激情。我入行多年,感觉真的要赚钱,没有梦想、激情,没有艺术素养的人,还是去选择其他更好赚钱的领域。实际上,动漫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赚钱。羊城晚报:“成功”抄袭的例子多吗?金城:不会成功的,也不可能成功的。动画说到底,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艺术的表现力感染人,不是说组装几个零件就可以成为一个产品这么简单。它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艺术家投注在一部作品中的思想、才华,并要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而这些恰恰是无法山寨模仿的。通过组装零件的方式去制作动画,得出来的最多就是一个躯壳。而动画的成功靠的恰恰不是零件,而是灵魂。我们现在强调产业概念,令不少人对这个市场有了很大的期待,甚至掏出很多的“零花钱”支撑这个所谓的产业。结果发现没有拿出什么好东西让消费者真正喜欢的。久而久之,这反而在透支消费者的热情,也对不住消费者。动漫其实和其他绝大部分的行业一样,其中的70%-80%是不赚钱的,真正赚钱的好的动画片、非常畅销的漫画,也就那么一些作品,都是属于金字塔的顶端。把动漫当作摇钱树,实际上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幻想。羊城晚报:国产动漫也有一些卖座的作品,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但人们对这类动画片的评价也不一样。金城:这是因为我们成功的作品太少了,只有那么几部像《喜羊羊与灰太狼》那样相对成功作品,人们因此对它们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这是它们所不能承受的。这种片子在中国这么卖座,拿到国外去,虽然也可能是一部好的喜剧类型片,但它只是青少年的娱乐动画。就像日本的《蜡笔小新》也很不错,但要把它和宫崎骏的片子比,无论是表现力、思想性,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认为是我们的优秀作品太少了,才导致《喜羊羊与灰太狼》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动漫没有艺术就无法立足羊城晚报:在今天越来越发达的电脑技术面前,像宫崎骏那样坚持手工作坊式的创作,甚至坚持作品全部以手绘完成,已经非常稀少了。金城:情况不是这样的。对于手绘的看法,国内和国外的确有点两重天。我参观过不少国外的动画公司工作室,无一不提倡手绘,哪里都是手绘作品,感觉铺天盖地的。国外很重视手绘,大艺术家没有不手绘的,年轻人的目标是成为大艺术家,自然也没有不重视手绘的。进入动漫这个领域,首先应是有艺术才华、艺术理想的人,只掌握一些设计技巧、后期技术是不会被招进来的。当年中国上海美影厂也都是一些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这是艺术氛围的问题。在中国公司里,很少见到手绘作品。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人的误解,不仅一般的观众误解,连这一行里面的人都以为用电脑、3D技术可以取代一切。其实,技术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工具。电脑技术也是建立在艺术家的创作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3D技术体现的,依然是艺术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对艺术角色的塑造、造型的推敲不是任何工具可以解决的。越是在互联网、高科技的时代,手绘反而愈加珍贵愈加重要,不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可以渐渐把它忽略了。艺术对于动漫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羊城晚报:在美国,大的动画公司在推广高质量动画片的时候,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逐利为目的的动画公司是如何对待动画的艺术性的?金城:他们其实有平衡的一面。好莱坞的动画公司,无论是梦工厂、迪士尼,还是蓝天工作室,在我的理解里,他们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艺术,动漫作品难以立足,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企业的价值观和基本立场。国外凡是成功的动画公司,都是首先把艺术作为动画的底线,只有技术的动画只是一个躯壳,难以唤起人们对你的作品的喜爱。现在也很流行通过营销手法,赚来一点观众和票房,有的观众会被营销吸引来看你的东西,但那只是一时的。所以老牌的大公司,都是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欧洲的奢侈品品牌一样,都坚守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发自内心的喜欢,才能感动别人羊城晚报:动漫角色形象是动漫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您怎么看今天中外动漫角色形象塑造的差异?金城:今天中国人做动漫角色造型几乎都是拍脑门的,几个年轻人关在屋子里,上网看看别人怎么做的,然后模仿别人做。世界上永远没有模仿别人能够得到成功的事,一定是独立的创意才能冒出头。怎么才能有创意呢?依我所知,就“大白”这个形象的走路细节而言,就动用了大数据的方式。迪士尼搜集了多种走路的方式,比如三岁儿童的走路方式,比如企鹅怎么走路 ,他们的脚丫怎么落地,肌肉的运动,等等细节,然后嫁接到他们的角色上,再进行多次的对比、修改,最终选择了以企鹅走路的姿势为原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今天的动漫艺术家、动画片的导演、美术设计,要像科学家一样,有着科学分析、科学的思维。又比如说《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先生,他在漫画里面设计了飞机的形象,当时是没有飞机的,但后来被科学家所采用,也就是说,他对飞行技术的精确把握,确实到了科学家一样的地步。中国的动画公司,似乎很少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更别说愿意投入心血和资金这样做一部作品,因而他们往往最终也赚不了钱。羊城晚报:当把中外动漫的经典形象放在一起看时,您的感觉是怎样的?金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的动画连环画,全部都是有生命力的。今年我们到了法国、俄罗斯办展览,这些中国传统动画,比如《三毛流浪记》、《牧笛》、《大闹天宫》,等等,即便今天拿出来,依然对人们具有感染力。回过头看,当初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那个模式事实上是和国外一样的。也就说,他们前期在创作的阶段,一定是对一个作品反复打磨直至成功,才把它投入到后期的生产阶段。这种特别注重前期研发的模式,和今天的国外是一样的。可是,如今我们的动漫制作却不重视研发了,决策都是老板拍脑门。其实谁拍脑门都没有用,因为动漫首先是你得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然后才能感动别人。总的来说,中国的动漫创作者在历史上,一度能够沉下心来,把一根草、一片云彩都做出生命力来。而今天我们一年生产20多万分钟的动画,却几乎看不到一片感动你的云彩了。中外知名动漫形象龙猫《龙猫》是吉卜力工作室于1988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由宫崎骏执导。电影描写的是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前存在的美丽自然,那个只有孩子才能看见的不可思议世界,因为唤起观众的乡愁而广受大众欢迎。老夫子《老夫子》,作者王泽,是在华人社区中十分著名的漫画。它画风诙谐地呈现了六十年以来华人生活的底蕴与人生百态,风靡香港。其中,老夫子、大番薯和秦先生都是王泽笔下的人物,本来各自成书,毫无关连,后来都被安排在《老夫子》出现,成为好友。老夫子漫画严肃地表达了对上个世纪60—80年代间香港社会的看法,批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种种弊端。蓝精灵《蓝精灵》1958年由比利时漫画家贝约及其夫人共同创作。蓝精灵是一群由100多个深蓝色肤色、三个苹果高的人形小生物所组成的精灵群体。他们的生活原本该是完美的,然而,有一个坏巫师名叫格格巫,整天想办法要抓这些小精灵,他养的宠物阿兹猫总是想把蓝精灵当点心吃掉。于是性格各异的蓝精灵与邪恶的魔法师格格巫及他的坏猫阿兹猫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故事情节由此展开。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是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著名系列漫画作品。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丹麦作家和演员帕勒·哈尔德的环球旅行经历,当时年仅15岁的他用44天环游了世界。《丁丁历险记》自1929年1月10日起在比利时报纸上开始双周连载,这个乐观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小记者和他的忠实爱犬——白雪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丁丁历险记》的故事虽然已有百年历史,但时到今天仍然拥有相当多的爱好者和纪念者,在欧洲,这个系列漫画仍在不断重版之中。蝙蝠侠蝙蝠侠由鲍勃·凯恩和比尔·芬格创作,是一名虚构的超级英雄角色。角色首次登场于1939年5月的《侦探漫画》,最初被称为“蝙蝠人”,后来还有“黑暗骑士”、“世界最伟大的侦探”等其他称号。蝙蝠侠如今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三毛流浪记《三毛流浪记》是中国漫画家张乐平于1935年创作的,其主角“三毛”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最著名和受人喜爱的虚构人物之一。《三毛流浪记》所说的是原为富家子弟的12-15岁少年三毛因为日本侵略而失去了父母,沦陷为孤儿,多次寻找母亲未果。他曾经做过多种苦力,例如擦鞋工等,但多次被地痞、日本军人等陷害。张乐平想表达对年轻难民的关注,尤其是在街上流浪的孤儿,他们命运的大转变都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

金城象 《猫和老鼠》中的主角 《千与千寻》剧照最近,日本最新动画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风靡大陆各大院线,与此同时,刚刚推出的国产动画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却被人质疑“抄袭”美国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关于动漫影视剧的“原创力”话题再度引起热议。到底如何评价本土动漫的创作水准?瓶颈何在?一场包括宫崎骏等“大腕”手稿在内的正在广东美术馆开办的《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展览,也许能为此话题带来启示。7月3日,一部叫《汽车人总动员》的国产动画电影悄然上映,上映后票房并不理想,但却因为它的一张海报掀起轩然大波——由于《汽车人总动员》电影海报与皮克斯著名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由皮克斯制作,迪士尼发行,又名《汽车总动员》)海报如出一辙,动画主人公相似度甚高,该片被诸多影迷质疑抄袭,争论甚至引发国外媒体关注。7月24日将在广东省美术馆开办《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展览,会以众多动漫大师的手稿,为今天的动漫界带来启发。据悉,展览中95%以上的纸质展品都是手稿,带着大师们亲手绘制时的笔触、结构和灵气,包括万籁鸣的18幅《猴子捞月》系列连环画手稿、贺友直的28幅《小二黑结婚》连环画手稿、廖冰兄的12幅《十二生肖》漫画手稿、水墨动画《山水情》的31幅绘画手稿、动画片《葫芦兄弟》的美术原稿等,而国外知名的动漫作品如《丁丁·蓝莲花》、《蓝精灵》、《安徒生童话·拇指姑娘》、《天空之城》等也都有手稿参展。展览策展人、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金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把科学态度引进到动漫创作中羊城晚报:“中外动漫艺术展”的由来是怎样的?金城:在这十年间,我们的动漫发展走了一些弯路,所谓“产量大国”,过度地强调了动漫的产业功能,忽视了它的艺术功能。我认为,一开始就不应该将之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去规划,而应该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艺术激情的创意来支持、扶持。我跟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一起策划《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把中国动漫和外国动漫中的优秀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让一般公众、动漫爱好者、专业人士自由地感受、欣赏。展出的作品包括全世界动漫人心中的殿堂级人物宫崎骏的手稿原作。通过手稿你可以发现,宫崎骏那么大腕级别的艺术家,对于一个重复的动画镜头,都坚持手绘十幅甚至几十幅重复的手稿。人物从远到近,动作表情上微小的变化,老爷子都是亲力亲为地进行这些可以说是机械般的工作。我们中国的创意人才,有这么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有这么一种对于艺术执着追求的初心吗?羊城晚报:所以说举办“中外动漫艺术展”就是希望为中国动漫提供一些借鉴?金城:是的。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动漫行业基本都是做快餐,那么人家宫崎骏、好莱坞都是在做营养餐。《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每一部新片,都让观众投入一种心灵旅程。即将上映的《功夫熊猫三》会让大家铆足了劲去看。这是动画片的魅力,真正能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日常生活不可及、真人表演达不到的剧情故事当中。因此,今天的人们对于好的作品,是有着足够的期待、热情,也有着足够的金钱去支持的。动漫市场是存在的,一头热地去抓市场没有意义,我们需要更多地搞好创作。在这次展出当中,还可以看到欧洲最有名气的作品——《丁丁历险记》手稿。《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先生,专门请当时还没出名的艺术家张聪明,一起来完成有关中国的场景、道具的刻画。可以说,西方的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把科学的态度引进到动漫创作之中,而我们的创作人最多只是娱乐的态度。好的动漫作品无一不是艺术创作者浇灌心血打磨出来的,而国内不负责任地抄袭、山寨的现象之多之恶劣,已经到了不仅仅是市场对它说“不”的程度,更到了急需让我们重视怎样引导动漫制作,如何规划动漫产业的地步。动漫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赚钱羊城晚报:国产动画《汽车人总动员》被指抄袭皮克斯动画《汽车总动员》,两部动画电影不仅片名类似,连海报、汽车人主角造型等都如出一辙。您怎么看这个现象?金城:在漫画中,艺术家或工作室主导的模式较多,基本上不存在抄袭剽窃的问题。而在动画中,商人主导、以逐利为目的情况就很明显。在他们看来,做动画就像山寨厂商模仿生产外国奢侈品品牌一样。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中国动画公司的机制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大多以由艺术家或工作室主导,即便是商业最成功的迪士尼,都是一群怀揣梦想、有自己艺术理念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皮克斯、梦工厂,日本的宫崎骏吉卜力工作室都是这样。他们耗费大量心血、时间,打磨出一部首先能感动自己的作品,然后才能一上市就获得成功。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的运营机制上有问题,体现为大多数以盈利为导向,把动漫当成一门生意来做,没有感动自己,也没有让自己产生激情。我入行多年,感觉真的要赚钱,没有梦想、激情,没有艺术素养的人,还是去选择其他更好赚钱的领域。实际上,动漫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赚钱。羊城晚报:“成功”抄袭的例子多吗?金城:不会成功的,也不可能成功的。动画说到底,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艺术的表现力感染人,不是说组装几个零件就可以成为一个产品这么简单。它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艺术家投注在一部作品中的思想、才华,并要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而这些恰恰是无法山寨模仿的。通过组装零件的方式去制作动画,得出来的最多就是一个躯壳。而动画的成功靠的恰恰不是零件,而是灵魂。我们现在强调产业概念,令不少人对这个市场有了很大的期待,甚至掏出很多的“零花钱”支撑这个所谓的产业。结果发现没有拿出什么好东西让消费者真正喜欢的。久而久之,这反而在透支消费者的热情,也对不住消费者。动漫其实和其他绝大部分的行业一样,其中的70%-80%是不赚钱的,真正赚钱的好的动画片、非常畅销的漫画,也就那么一些作品,都是属于金字塔的顶端。把动漫当作摇钱树,实际上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幻想。羊城晚报:国产动漫也有一些卖座的作品,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但人们对这类动画片的评价也不一样。金城:这是因为我们成功的作品太少了,只有那么几部像《喜羊羊与灰太狼》那样相对成功作品,人们因此对它们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这是它们所不能承受的。这种片子在中国这么卖座,拿到国外去,虽然也可能是一部好的喜剧类型片,但它只是青少年的娱乐动画。就像日本的《蜡笔小新》也很不错,但要把它和宫崎骏的片子比,无论是表现力、思想性,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认为是我们的优秀作品太少了,才导致《喜羊羊与灰太狼》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动漫没有艺术就无法立足羊城晚报:在今天越来越发达的电脑技术面前,像宫崎骏那样坚持手工作坊式的创作,甚至坚持作品全部以手绘完成,已经非常稀少了。金城:情况不是这样的。对于手绘的看法,国内和国外的确有点两重天。我参观过不少国外的动画公司工作室,无一不提倡手绘,哪里都是手绘作品,感觉铺天盖地的。国外很重视手绘,大艺术家没有不手绘的,年轻人的目标是成为大艺术家,自然也没有不重视手绘的。进入动漫这个领域,首先应是有艺术才华、艺术理想的人,只掌握一些设计技巧、后期技术是不会被招进来的。当年中国上海美影厂也都是一些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这是艺术氛围的问题。在中国公司里,很少见到手绘作品。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人的误解,不仅一般的观众误解,连这一行里面的人都以为用电脑、3D技术可以取代一切。其实,技术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工具。电脑技术也是建立在艺术家的创作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3D技术体现的,依然是艺术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对艺术角色的塑造、造型的推敲不是任何工具可以解决的。越是在互联网、高科技的时代,手绘反而愈加珍贵愈加重要,不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可以渐渐把它忽略了。艺术对于动漫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羊城晚报:在美国,大的动画公司在推广高质量动画片的时候,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逐利为目的的动画公司是如何对待动画的艺术性的?金城:他们其实有平衡的一面。好莱坞的动画公司,无论是梦工厂、迪士尼,还是蓝天工作室,在我的理解里,他们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艺术,动漫作品难以立足,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企业的价值观和基本立场。国外凡是成功的动画公司,都是首先把艺术作为动画的底线,只有技术的动画只是一个躯壳,难以唤起人们对你的作品的喜爱。现在也很流行通过营销手法,赚来一点观众和票房,有的观众会被营销吸引来看你的东西,但那只是一时的。所以老牌的大公司,都是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欧洲的奢侈品品牌一样,都坚守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发自内心的喜欢,才能感动别人羊城晚报:动漫角色形象是动漫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您怎么看今天中外动漫角色形象塑造的差异?金城:今天中国人做动漫角色造型几乎都是拍脑门的,几个年轻人关在屋子里,上网看看别人怎么做的,然后模仿别人做。世界上永远没有模仿别人能够得到成功的事,一定是独立的创意才能冒出头。怎么才能有创意呢?依我所知,就“大白”这个形象的走路细节而言,就动用了大数据的方式。迪士尼搜集了多种走路的方式,比如三岁儿童的走路方式,比如企鹅怎么走路 ,他们的脚丫怎么落地,肌肉的运动,等等细节,然后嫁接到他们的角色上,再进行多次的对比、修改,最终选择了以企鹅走路的姿势为原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今天的动漫艺术家、动画片的导演、美术设计,要像科学家一样,有着科学分析、科学的思维。又比如说《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先生,他在漫画里面设计了飞机的形象,当时是没有飞机的,但后来被科学家所采用,也就是说,他对飞行技术的精确把握,确实到了科学家一样的地步。中国的动画公司,似乎很少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更别说愿意投入心血和资金这样做一部作品,因而他们往往最终也赚不了钱。羊城晚报:当把中外动漫的经典形象放在一起看时,您的感觉是怎样的?金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的动画连环画,全部都是有生命力的。今年我们到了法国、俄罗斯办展览,这些中国传统动画,比如《三毛流浪记》、《牧笛》、《大闹天宫》,等等,即便今天拿出来,依然对人们具有感染力。回过头看,当初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那个模式事实上是和国外一样的。也就说,他们前期在创作的阶段,一定是对一个作品反复打磨直至成功,才把它投入到后期的生产阶段。这种特别注重前期研发的模式,和今天的国外是一样的。可是,如今我们的动漫制作却不重视研发了,决策都是老板拍脑门。其实谁拍脑门都没有用,因为动漫首先是你得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然后才能感动别人。总的来说,中国的动漫创作者在历史上,一度能够沉下心来,把一根草、一片云彩都做出生命力来。而今天我们一年生产20多万分钟的动画,却几乎看不到一片感动你的云彩了。中外知名动漫形象龙猫《龙猫》是吉卜力工作室于1988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由宫崎骏执导。电影描写的是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前存在的美丽自然,那个只有孩子才能看见的不可思议世界,因为唤起观众的乡愁而广受大众欢迎。老夫子《老夫子》,作者王泽,是在华人社区中十分著名的漫画。它画风诙谐地呈现了六十年以来华人生活的底蕴与人生百态,风靡香港。其中,老夫子、大番薯和秦先生都是王泽笔下的人物,本来各自成书,毫无关连,后来都被安排在《老夫子》出现,成为好友。老夫子漫画严肃地表达了对上个世纪60—80年代间香港社会的看法,批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种种弊端。蓝精灵《蓝精灵》1958年由比利时漫画家贝约及其夫人共同创作。蓝精灵是一群由100多个深蓝色肤色、三个苹果高的人形小生物所组成的精灵群体。他们的生活原本该是完美的,然而,有一个坏巫师名叫格格巫,整天想办法要抓这些小精灵,他养的宠物阿兹猫总是想把蓝精灵当点心吃掉。于是性格各异的蓝精灵与邪恶的魔法师格格巫及他的坏猫阿兹猫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故事情节由此展开。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是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著名系列漫画作品。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丹麦作家和演员帕勒·哈尔德的环球旅行经历,当时年仅15岁的他用44天环游了世界。《丁丁历险记》自1929年1月10日起在比利时报纸上开始双周连载,这个乐观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小记者和他的忠实爱犬——白雪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丁丁历险记》的故事虽然已有百年历史,但时到今天仍然拥有相当多的爱好者和纪念者,在欧洲,这个系列漫画仍在不断重版之中。蝙蝠侠蝙蝠侠由鲍勃·凯恩和比尔·芬格创作,是一名虚构的超级英雄角色。角色首次登场于1939年5月的《侦探漫画》,最初被称为“蝙蝠人”,后来还有“黑暗骑士”、“世界最伟大的侦探”等其他称号。蝙蝠侠如今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三毛流浪记《三毛流浪记》是中国漫画家张乐平于1935年创作的,其主角“三毛”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最著名和受人喜爱的虚构人物之一。《三毛流浪记》所说的是原为富家子弟的12-15岁少年三毛因为日本侵略而失去了父母,沦陷为孤儿,多次寻找母亲未果。他曾经做过多种苦力,例如擦鞋工等,但多次被地痞、日本军人等陷害。张乐平想表达对年轻难民的关注,尤其是在街上流浪的孤儿,他们命运的大转变都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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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性漫画风光五十年 抄袭公案陈年未果

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4768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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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忠执导的动画电影《山海经:天眼传奇》定于10月公映

昨天,蔡志忠亮相涵芬楼艺术馆,为其在北京的第二次个人水墨画展《诸佛菩萨》造势。据悉,除了忙着水墨画创作,蔡志忠执导的动画电影《山海经:天眼传奇》定于10月公映。早在上世纪80年代,漫画家蔡志忠凭借《七彩卡通老夫子》、《乌龙院》被公众熟知,与根据漫画改编的两部前作不同,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山海经:天眼传奇》则取材于中国名著《山海经》,“山海经有13篇,有很多怪异的故事,人物众多,而我改编的这部动画是讲述少年天眼依西山经寻仙的奇幻冒险故事。”这部约85分钟长的动画电影在蔡志忠的口中有一个精彩的梗概,“少年天眼昆仑山取得宝剑后,将与众多中国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产生交集。”在蔡志忠的随行物品中,专门为“山海经”留了一个位置 ,厚厚的画夹里灵动的主人公天眼、威武的伏羲、黄帝乃至盘古都从文字转换成了大师笔下鲜活的卡通形象,与早年憨态十足的“蔡版”漫画人物不同,这些全新创作的形象除了带有漫画大师特有的基因,还与当下人们的审美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据介绍,从写剧本、画造型到构建场景,《山海经:天眼传奇》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目前,除了完成这部新动画电影外,蔡志忠还在筹拍《乌龙院》《功夫少林寺》等多部作品。

昨天,蔡志忠亮相涵芬楼艺术馆,为其在北京的第二次个人水墨画展《诸佛菩萨》造势。据悉,除了忙着水墨画创作,蔡志忠执导的动画电影《山海经:天眼传奇》定于10月公映。早在上世纪80年代,漫画家蔡志忠凭借《七彩卡通老夫子》、《乌龙院》被公众熟知,与根据漫画改编的两部前作不同,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山海经:天眼传奇》则取材于中国名著《山海经》,“山海经有13篇,有很多怪异的故事,人物众多,而我改编的这部动画是讲述少年天眼依西山经寻仙的奇幻冒险故事。”这部约85分钟长的动画电影在蔡志忠的口中有一个精彩的梗概,“少年天眼昆仑山取得宝剑后,将与众多中国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产生交集。”在蔡志忠的随行物品中,专门为“山海经”留了一个位置 ,厚厚的画夹里灵动的主人公天眼、威武的伏羲、黄帝乃至盘古都从文字转换成了大师笔下鲜活的卡通形象,与早年憨态十足的“蔡版”漫画人物不同,这些全新创作的形象除了带有漫画大师特有的基因,还与当下人们的审美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据介绍,从写剧本、画造型到构建场景,《山海经:天眼传奇》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目前,除了完成这部新动画电影外,蔡志忠还在筹拍《乌龙院》《功夫少林寺》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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