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一”儿童节到整个暑期档，大概有长达3个月左右的漫长档期，这无疑被认定是中国动画电影在这一整年内的饕餮节点，然而“六一”儿童节期间的几部国产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金箍棒传奇2》、《超能兔战队》等却惨淡收场，相比同期上映的日本动画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的近5亿票房以及良好口碑，国产动画电影的表现甚至都不能用相形见绌来形容（后两部票房仅仅百万元有余）。这也是《哆啦A梦》这部日本系列动画电影第三次进入中国市场，也终于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日本电影。无独有偶，《超能陆战队》自春节后在内地上映以来，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档期内，也最终斩获了5.26亿元的票房，这在内地动画电影票房榜中高居第二名，仅次于《功夫熊猫2》在2011年缔造的6亿元桂冠，5.26亿元的票房同时也是该片在日本以外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高收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今年，半数以上的国产系列动画电影的票房都呈现出快速下跌的态势，同比跌幅最大的超过60%，还在增长的仅有两部。到目前为止，国产动画电影能够打入内地动画电影票房前十位的也仅有《熊出没之雪岭熊风》，而具有良好口碑的国产动画电影更是凤毛麟角。这一切在今天大踏步地高歌猛进的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中，都显得太格格不入，所以，《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困局中的国产动画电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从故事情节、架构来看，确实两部片子都要相对简单，并不是多么复杂，但《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因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从未有效进入到中国动画电影的视野。尽管一个来自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生产体系，一个来自日本文化创意产业的漫画、动画、游戏的MediaMix模式；但二者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这些当下最为时髦和热门的最前沿科技，纳入到动画电影中来表达。的确，21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之后，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标识的新兴科技革命，正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当下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并产生着蝴蝶效应般的深远影响。《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中的“大白”“哆啦A梦”在影片中作为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产物，不仅是人五官意义上的生理延伸，可以帮助动画电影中的小主人公上天入地，同时也是他们心理的慰藉，伴随他们一起成长；不仅是科幻意义上前所未有的智能产品，几乎可以参与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还能够给观众以精神抚慰，成为他们情感上的寄托。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可以通过视觉呈现来表达一般意义上“不可能”的故事，是一种完全沉浸在幻想中，为它所追求的那种“不可能”性而欢呼雀跃的艺术形态，是将那种“不可能”性——而不是将真实性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理想，它在技术手段上与一般电影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此。因此，《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通过自身独特的艺术质感，将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极具前瞻性和科幻性的文化主题，通过能够充分表达“不可能”性的动画电影，纳入到各自的文化土壤和文化想象的框架中，这也是中国动画电影乃至中国影视所始终欠缺的一个维度。过去中国动画电影实践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不能有效消化这些新兴现代科技，并始终将它当成一个“洪水猛兽”，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被调侃和讥讽的对象，这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痼疾。而美国好莱坞、日本等成熟的文化产业，要么能把各个时期的新兴现代科技的进步阐释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延伸，要么能在反乌托邦、异托帮的意义上进行反思；总之，新兴的现代科技最终被纳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并与他们的政治经济话语进行完美的绑定。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这些美国好莱坞、日本的文艺作品都至少显得更有诱惑力——美国和日本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命政治话语，总是能非常平顺地就进入到我们的低幼年龄段，那么低幼年龄段的孩子们长大了就很自然地对美国、日本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感，《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这些外国文艺作品确实是在他们的无意识阶段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线索，因为他们确实有效地抓住了当前和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主题。在表达“不可能”性上，中国动画电影本有着自身的特色，并一度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确实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动画电影领域，我们才能够比较成熟地消化，以西方中心透视法作为构图原则或者作为基本原理，完成我们中国式的艺术表达，将传统中国的视觉图像和美术世界搬到银幕上。尤其是到了以《小蝌蚪找妈妈》、《牧笛》、《鹿铃》、《山水情》为代表的水墨动画，中国动画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稳定的民族风格，并实现了自身民族风格的多种类型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代际的审美趣味也发生着剧烈的变迁，每个时代也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主题，特别是3D电影技术的成熟，对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风格探索之路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近年来，推出了3D版的《大闹天宫》、《神笔马良》，这种将传统中国动画电影3D化的作品，也依然没有重回昔日的辉煌，原有的中国式民族风格，尽管完成了传统图像的现代性转换，但并不是简单地将它们3D化，把图层拉开就能顺利地进入到3D时代。如前文所述，中国动画电影仅仅向后探寻、走老路是远远不够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主题也自然不可能永远受用；如何以有中国式的独特风格完成对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方兴未艾的新事物的艺术表达，真正触碰到这个时代的文化脉搏，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式的历史挑战，尤其需要新一代中国动画人下大工夫去深入探索。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能最多也就处在初始化阶段。那么，中国动画电影在今天这个大的文化产业格局中的位置在哪里？究竟什么是中国动画电影？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特色到底是什么？包含动漫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越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这些问题就愈发醒目和碍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它们更关乎我国文化产业的未来走向。随着从2001年开始对WTO的各种承诺的相关过渡期限的临近，通过行政力量来强行保护中国电影的思路早晚都会被淘汰，那么到了那时中国动画电影该如何是好？更何况即便在享有种种保护的前提下，中国动画电影在这个夏天都交上了如此不堪的答卷。到了2017年，也就是被认为中国电影票房将赶超美国的历史节点，海外分账影片的配额也将随着对WTO所承诺的过渡期限的终止而进一步扩大，全面放开的趋势从长时段来看其实也已经不可逆转。所以，一旦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票房增速也就是产值增速，开始落后于动画电影和院线数量这些产能的增速，那么中国动画电影势必会和中国电影一样，在这场票房的饕餮盛宴中内外交困、不堪重负——显然，中国动漫产业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并没有超脱出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这对此刻已经进入千亿GDP产值的我国动漫产业而言，恐怕将面临炼狱般的考验。

继去年《大圣归来》斩获9.56亿元（人民币，下同）票房，创下中国国产动漫产业票房纪录之后，今年7月上映的《大鱼海棠》，首日票房即突破7460万元，再次刷新了中国国产动画首日票房记录。《大鱼海棠》总制片人陈洁近日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表示，这部动画片创作历时12年之久，原画工作量达15万张左右，手绘稿件整整15箱，有近4000名粉丝参与了该片的众筹拍摄。《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只是近年来一系列成功的中国国产动漫作品的最新代表。在此之前，《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十万个冷笑话》等众多动画都收获了相当不错的口碑和票房。去年，真人与动漫相结合的电影《捉妖记》票房突破24亿元，成为中国国产电影票房冠军。中国政府自2006年开始大力扶持漫画发展，近十年来，中国动漫产业取得长足进步，动漫创作越来越活跃，动漫产业链条更加完整，市场日趋繁荣。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动漫产业产值已突破1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预计到2017年产值有望突破1400亿元。10月5日闭幕的第九届中国国际漫画节，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动漫游戏产业盛会，据统计，本届盛会促成交易及潜在交易总金额逾68.93亿元。中国动漫产业开始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传媒行业研究负责人肖明亮称，中国资本市场对动漫领域的投资已显著升温。中国动漫融资事件2014年达到30起，2015年突破了80起。近一年已有超过6家动漫企业获得过亿元的融资。资金来源方面也更加多元化。此外，目前在中国新三板挂牌的动漫企业已超过50家。伴随着中国动漫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动漫也开始摆脱对日韩和欧美漫画的模仿，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接地气”作品越来越多。据了解，金龙奖中国漫画大奖得主夏达的《长歌行》、聂峻的《向日葵男孩》，其价值观、故事中的人情世故完全是中国的。《大圣归来》故事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虽然制作技术、叙事方法学习了好莱坞，但所表达的世界观以及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是中国的。《大鱼海棠》的灵感则来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逍遥游》中对时间、自由、顺势而为的浪漫想象与表达。知名中国文化企业光线传媒去年成立了彩条屋影业，首次展示了22部电影以及18个影游IP.其中就包括以全新视角和形式打造的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大圣闹天宫》、《深海》、《哪咤》、《姜子牙》等。动漫专家、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丁亮认为，中国动漫经历了前商业化阶段、代工阶段，以及以《喜羊羊与灰太郎》和《熊出没》为代表的商业意识觉醒阶段，目前则进入以《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为代表的是文化意识觉醒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民族风格动漫崛起阶段。和当年的《大闹天宫》不同的是，这完全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他说。不过，目前中国动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偏薄弱，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体量还不够大。“未来中国动漫创作要更接地气，要在兼容幷包的基础上，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精神境界。”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主席金城说。

耗时7年，音乐人郑钧把自己的故事放进了一部动画电影里。电影名为《摇滚藏獒》，囊括了郑钧最熟悉的三个领域：摇滚乐、西藏文化和狗。最初，故事蓝本只是他为女儿讲述的睡前故事，绘成漫画后，一位投资人告诉他，这故事很适合电影化，甚至有日本著名动画公司想购买电影版权。7年里，跨界成为电影制作人的郑钧在中美两国之间飞来飞去，将航空公司的会员卡飞成了终身白金卡。为了向好莱坞取经，他在那里成立了动画电影公司，还因为剧本与好莱坞的编剧们“死磕”。“我们要对世界讲一个中国的故事。”郑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摇滚藏獒》，国内还将有多部动画电影在2016年暑期档上映，包括《大鱼海棠》《精灵王座》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2015年《大圣归来》以9.56亿元票房创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纪录后，人们期待2016年成为“国产动画元年”，并且对“大圣”之后的国产动画电影新标杆寄予厚望。然而，现实是，国产动画电影在技术提升上饱受赞誉的同时，“故事单薄”的瓶颈一直未见突破。动漫产业研究专家宋磊表示，中国动画编剧还没有掌握好方法论，需要在故事和剧本上再下功夫。由代工起步，技术已升级最初筹备《摇滚藏獒》时，郑钧想和国内动画制作团队合作。他从好莱坞请来制片人和导演作为顾问，将当时国内所有的动画公司考察了一遍。结果不尽如人意。“所有公司都没有做过整部动画电影。”尽管这些公司向郑钧表示会比照好莱坞标准进行尝试，但郑钧知道，代工几分钟的经验，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90分钟的全片。当时，中国国内动画团队制作费低廉，长期以来都是好莱坞与日本的动画“代工厂”。为日本代工二维动画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为好莱坞代工三维动画与视觉特效始于21世纪——大部分动画公司更像“接单”的作坊，整体而言产能极为碎片化。不过，由代工起步，利用后发优势，国内动画制作团队的确磨练了手艺。后来，市场上渐渐涌现出一些专注原创的团队，主攻青少年或成人三维动画，如《秦时明月》制作团队玄机科技、《画江湖》系列制作团队若森动画等。至《大圣归来》《小门神》上映时，国产动画已经走向技术成熟阶段。有网友赞誉，《小门神》的技术精致性已可以和皮克斯、梦工厂等世界顶级团队作品比肩。叙事玩砸了，问题在哪里然而，这位网友也直接指出，《小门神》故事结构松散、逻辑交待不足。“别怪观众对剧情要求高，既然不是低幼化的故事，叙事玩砸了就很惹眼。”事实上，目前的中国动画产业，整体上仍缺乏构建故事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大圣归来》出品人、天空之城影业创始人路伟说：“只有懂技术、懂流程的制片人，才知道电影如何在技术呈现和故事表现上找到平衡，团队不成熟、相关从业人员经验匮乏，是问题根本所在。”7年来，作为制作人的郑钧跟随团队从故事开发一路走到电影宣发阶段，深入了解了好莱坞动画产业生态。三维动画是工程与艺术的合体，一部《疯狂动物城》共调用迪士尼500位工作人员，制作人就如车间主任，对流水线各个环节都要把关，需要极强的综合素质。在中国，一部质量过硬的动画作品需要200~300人的团队来完成，能够承担动画电影制作人重任者寥寥无几。“中国的动画从业者大都是学画画或技术的年轻人，这种综合素质达不到。”郑钧说。技术外观可以是西方式的，内核则不然在《摇滚藏獒》的故事开发阶段，郑钧提供故事内核，美国导演和编剧则试图把这个故事装进好莱坞的套路里。其间，郑钧常与他们僵持不下，针锋相对的时刻不胜枚举。“我们好莱坞是这样编的，不是那样的。”一位编剧用语速极快的英语阐述想法，在郑钧这位外来者面前显得有些傲慢。这位编剧经验丰富、地位显赫，完全不理解郑钧为何强调主角对家人与朋友的忠诚，他说，在美国人看来，东方传统伦理中不求回报的忠诚是“愚忠”。如此耗了数月，最终剧本交到郑钧手上时，他感觉主角已不是自己心里的中国藏獒，而是一只好莱坞的雪纳瑞——失去了东方的忠义与善意，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式叛逆与个人主义。“如果电影最后与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做这部动画？我疯了吗？”7年时间里，郑钧几度更换编剧与导演，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剧本打磨阶段。作为中国人的原创故事，电影呈现出的技术外观可以是西方式的，内核则不然，郑钧强调：“我要讲东方人的价值观，这是好莱坞没做过的。”“我们都把好莱坞当作神话了。”路伟说，“在塑造故事时，好莱坞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标准。”继《大圣归来》之后，天空之城影业近期公布了新片单，包括《西游记之混世四猴》《奇侠传》《十二宫》，其立意都是建构东方玄幻世界、诠释东方热血精神。“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路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太多可取的素材——《山海经》《搜神记》《封神榜》……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让好莱坞也羡慕不来。有时，中国动画人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往外求而不向内看”。其实，在国产动画电影最辉煌的上海美术制片厂时代，《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等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好作品，总是层出不穷。“那一代人是能沉淀下来的。”上海通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耀科技”）董事兼总经理秦智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老一辈动画人逝去，随着日本动漫与美国动画电影的涌入，打磨中国故事的好传统已经断代。

《金刚葫芦娃》曾几何时，以《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民族元素、民族技法、民族故事和民族精神的民族动画片，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一张文化名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产动画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仅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有横行世界动画影坛的趋势。题材上和技法上的丰富多彩，让当时的大小观众都目不暇接，取材于民间故事，造型借鉴古典年画和戏曲形象的《哪吒闹海》《天书奇谭》；剪纸动画《金刚葫芦娃》《人参娃娃》等，随便哪一部放在国际影展上都拿得出手。特别像《哪吒闹海》和《天书奇谭》这样的传统题材，国画材料的大面积运用，大背景的灰色国画与人物身上漂亮的图案饱和颜色形成和谐的对比。画面的每一个元素，亭台楼阁、山涧细水，都表现出了民族化，呈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动画大举“入侵”中国电视荧屏，中国本土的民族动漫作品不仅数量上大幅降低，在质量、影响力等方面也都大不如前。民族动漫如何在今天继续发挥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效益，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是摆在每一位致力于创作和推广民族动漫从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满足大众审美是关键世界动画是在风格化和趋同化的两条主线上发展的，它们就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紧密交织在一起，又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风格化指的是不同导演和企业创作风格、特色都极富差异化的现象；而趋同化指的是不同导演和企业创作的作品风格、特色大抵类似的现象。风格化更多地满足小众市场的个性化需求，趋同化则更多地满足大众市场的普遍性需求。比如，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创作CG（通常指的是数码化的作品）动画，而这些动画的人物造型、剧情设置与美国所主导的CG大片都很类似；亚洲文化圈内不少国家的动画或者漫画公司受日本动漫的影响在创作日本风格的动漫作品，这些都是趋同化现象的表征，即当一种风格受到大众市场肯定后，就会引发广泛模仿的趋同效应。民族动漫中的民族元素、民族技法等，往往更多地体现为风格化效果，如果要让其在大众市场上有好的表现，必须要搭建从风格化向趋同化过渡的桥梁，即为民族动漫找到大众审美的支撑点。例如，由中国漫画作者聂崇瑞和法国编剧帕特里克·马蒂共同创作的漫画图书《包拯传奇》，画面具有浓郁的连环画风格，使用的元素都是中国古典服装、建筑等，但讲述的却是一个包含爱恨情仇的探案故事。类型片的剧情让这部本来非常风格化的漫画在故事上与大众审美普遍认同的文化产品趋同，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和口碑。因此，一部好的民族动漫作品应该把时代特点、民族风格很好地融合进动画的创作之中，无论在造型、色彩、声音、服饰上，还是在叙事上，都应融入民族性文化，做到民族化与国际化和谐相生，与时俱进。中国是广博的文化资源大国，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如何能合理地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并结合大众以及时代的审美需求，并使之转化成能为当代人所喜爱的艺术形象，是当下动漫产业的一大课题。树立品牌意识是当务之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把民族动漫仅仅当作文化作品，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民族动漫除了要是个好看的作品以外，还必须是个好卖的产品。要让民族动漫重现辉煌，必须有品牌意识，使它具有广泛的可持续传播的可能性。在品牌观念树立以后，就不应只看短期效应，而是着眼于未来，以制作精良的国产动画占领市场，吸引观众，使之形成良性循环，带动产业链的发展。一部好的动漫作品小到服装道具，大到人文景色以及自然风光可以拉动商品、旅游、饮食、地产等多项产业的繁荣。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动漫作品都没有树立这种品牌意识，认为后期衍生产品和前期的内容策划无关，其实衍生产品是依傍能深入观众内心的优秀的作品而生存的，有些衍生产品还被巧妙地融入内容之中，和好的故事一起获得观众的认可。在新近上映的好莱坞动画大片《马达加斯加的企鹅》中，恶章鱼收集了很多企鹅泡泡玻璃球，这些玻璃球是章鱼在不同地点抓捕企鹅的线索，但在现实中这其实是影片很重要的一条玩具产品线。民族动漫中也会有很多神奇道具、神奇动物等等，也需要赋予其特殊的功能与含义，从而让观众有与之进一步互动、购买其产品的欲望。时至今日，让民族动漫仅仅充当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之林的一张名片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名片只能表明你的身份，不能带来收益。民族动漫需要从名片价值向品牌价值转变。就像“迪士尼出品”这几个字就意味着一部动画电影的质量保障一样，民族动漫最终也可以落脚到导演品牌和公司品牌上。迪士尼是通过白雪公主、皮诺曹等世界经典童话故事打造的自身品牌，而我们的动画导演和动画企业也可以依靠民族神话、民族故事、民族符号等有效打造自身品牌，最终依靠已经形成的品牌认知来推动更多民族动漫的创作、传播和产业繁荣。民族动漫大有可为我国政府历来对民族动漫持大力扶持的态度。去年，文化部发布扶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漫作品计划，明确将集中扶持“动漫讲述党的故事”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动漫作品，兼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主题密切相关的动漫作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把“中国梦”主题动画创作列为重点项目，并继续实施“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在这些政府扶持计划中，优秀的民族动漫项目都是重中之重。当然，民族动漫的发展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如设立民族动漫研发平台，及时挖掘优秀民族动漫创意，了解国内外大众市场的趋同化趋势，让民族动漫从创意伊始就切实成为能够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产品；再例如加强渠道扶持，建设民族动漫传播体系，帮助民族动漫更好地在国内市场播出，并努力为民族动漫创造进军国际主流市场的条件等。

动画片《金刚葫芦娃》剧照曾几何时，以《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民族元素、民族技法、民族故事和民族精神的民族动画片，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一张文化名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产动画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仅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有横行世界动画影坛的趋势。题材上和技法上的丰富多彩，让当时的大小观众都目不暇接，取材于民间故事，造型借鉴古典年画和戏曲形象的《哪吒闹海》《天书奇谭》；剪纸动画《金刚葫芦娃》《人参娃娃》等，随便哪一部放在国际影展上都拿得出手。特别像《哪吒闹海》和《天书奇谭》这样的传统题材，国画材料的大面积运用，大背景的灰色国画与人物身上漂亮的图案饱和颜色形成和谐的对比。画面的每一个元素，亭台楼阁、山涧细水，都表现出了民族化，呈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动画大举“入侵”中国电视荧屏，中国本土的民族动漫作品不仅数量上大幅降低，在质量、影响力等方面也都大不如前。民族动漫如何在今天继续发挥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效益，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是摆在每一位致力于创作和推广民族动漫从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满足大众审美是关键世界动画是在风格化和趋同化的两条主线上发展的，它们就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紧密交织在一起，又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风格化指的是不同导演和企业创作风格、特色都极富差异化的现象；而趋同化指的是不同导演和企业创作的作品风格、特色大抵类似的现象。风格化更多地满足小众市场的个性化需求，趋同化则更多地满足大众市场的普遍性需求。比如，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创作CG（通常指的是数码化的作品）动画，而这些动画的人物造型、剧情设置与美国所主导的CG大片都很类似；亚洲文化圈内不少国家的动画或者漫画公司受日本动漫的影响在创作日本风格的动漫作品，这些都是趋同化现象的表征，即当一种风格受到大众市场肯定后，就会引发广泛模仿的趋同效应。民族动漫中的民族元素、民族技法等，往往更多地体现为风格化效果，如果要让其在大众市场上有好的表现，必须要搭建从风格化向趋同化过渡的桥梁，即为民族动漫找到大众审美的支撑点。例如，由中国漫画作者聂崇瑞和法国编剧帕特里克·马蒂共同创作的漫画图书《包拯传奇》，画面具有浓郁的连环画风格，使用的元素都是中国古典服装、建筑等，但讲述的却是一个包含爱恨情仇的探案故事。类型片的剧情让这部本来非常风格化的漫画在故事上与大众审美普遍认同的文化产品趋同，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和口碑。因此，一部好的民族动漫作品应该把时代特点、民族风格很好地融合进动画的创作之中，无论在造型、色彩、声音、服饰上，还是在叙事上，都应融入民族性文化，做到民族化与国际化和谐相生，与时俱进。中国是广博的文化资源大国，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如何能合理地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并结合大众以及时代的审美需求，并使之转化成能为当代人所喜爱的艺术形象，是当下动漫产业的一大课题。树立品牌意识是当务之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把民族动漫仅仅当作文化作品，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民族动漫除了要是个好看的作品以外，还必须是个好卖的产品。要让民族动漫重现辉煌，必须有品牌意识，使它具有广泛的可持续传播的可能性。在品牌观念树立以后，就不应只看短期效应，而是着眼于未来，以制作精良的国产动画占领市场，吸引观众，使之形成良性循环，带动产业链的发展。一部好的动漫作品小到服装道具，大到人文景色以及自然风光可以拉动商品、旅游、饮食、地产等多项产业的繁荣。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动漫作品都没有树立这种品牌意识，认为后期衍生产品和前期的内容策划无关，其实衍生产品是依傍能深入观众内心的优秀的作品而生存的，有些衍生产品还被巧妙地融入内容之中，和好的故事一起获得观众的认可。在新近上映的好莱坞动画大片《马达加斯加的企鹅》中，恶章鱼收集了很多企鹅泡泡玻璃球，这些玻璃球是章鱼在不同地点抓捕企鹅的线索，但在现实中这其实是影片很重要的一条玩具产品线。民族动漫中也会有很多神奇道具、神奇动物等等，也需要赋予其特殊的功能与含义，从而让观众有与之进一步互动、购买其产品的欲望。时至今日，让民族动漫仅仅充当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之林的一张名片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名片只能表明你的身份，不能带来收益。民族动漫需要从名片价值向品牌价值转变。就像“迪士尼出品”这几个字就意味着一部动画电影的质量保障一样，民族动漫最终也可以落脚到导演品牌和公司品牌上。迪士尼是通过白雪公主、皮诺曹等世界经典童话故事打造的自身品牌，而我们的动画导演和动画企业也可以依靠民族神话、民族故事、民族符号等有效打造自身品牌，最终依靠已经形成的品牌认知来推动更多民族动漫的创作、传播和产业繁荣。民族动漫大有可为我国政府历来对民族动漫持大力扶持的态度。去年，文化部发布扶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漫作品计划，明确将集中扶持“动漫讲述党的故事”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动漫作品，兼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主题密切相关的动漫作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把“中国梦”主题动画创作列为重点项目，并继续实施“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在这些政府扶持计划中，优秀的民族动漫项目都是重中之重。当然，民族动漫的发展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如设立民族动漫研发平台，及时挖掘优秀民族动漫创意，了解国内外大众市场的趋同化趋势，让民族动漫从创意伊始就切实成为能够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产品；再例如加强渠道扶持，建设民族动漫传播体系，帮助民族动漫更好地在国内市场播出，并努力为民族动漫创造进军国际主流市场的条件等。

中国“谜语”难住世界创意大师2013年6月2号下午14时，在约翰·霍金斯中国创意生态基地，教育创新创业学区合作论坛成功启动，活动现场教育，投资，知识产权等各界知名嘉宾云集。作为此次约翰·霍金斯中国的第一站，为了迎接霍金斯先生的到来，主办方与粮商科技特意准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谜语，谜面是一个篮子里面放入金黄的稻穗，谜底是米篮（兰）。一方面是呼应2015年，米兰世博会“给养地球，生命的能量”的主题；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上万年可持续发展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代表中华文化的特征和优良传统，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也是工业文明的摇篮，中西文化在一个谜语里得到碰撞与融合。霍金斯先生对中国人的幽默方式迷惑不解，在得知谜底后他哈哈大笑，童心未泯地拿起稻穗，如同佛教灌顶仪式一般用稻穗拂过众人的头顶，通过稻穗向大家传递创意，开启智慧。从2011年成立开始，约翰·霍金斯中国创意生态基地历经了几次蜕变，作为基地创始人的苏彤先生结合中国的优秀文化创新性地发展了约翰·霍金斯先生的创意生态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创意生态理论体系。并与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机构共同发起国际创意经济合作新机制——创意生态合作联社，还包括全领域知识创产投资平台——世界联合（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全方位金融创产投资平台——世界联合投资基金（北京）管理公司，文化江山万里行·中国书院复兴计划全面与八大民生乐业项目，全面推动全球创意生态行动。世界创意之父约翰·霍金斯先生与粮商科技创始人，《粮娃传奇》制片人卢炜中国第一部粮食题材动画打造世界级文化符号活动现场约翰·霍金斯先生，约翰·霍金斯中国创意生态基地负责人苏彤先生，粮商科技创始人卢炜先生一起启动了中国第一部粮食题材的动画片《粮娃传奇》。中国动画也曾一度领先或同步国际，像《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娃》《黑猫警长》等，都对社会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之后中国动画就鲜有优秀的作品问世，但随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各方人才汇聚中国，中国动画的产量开始突飞猛进，但中国动画几乎没有能拿到国际上与别人媲美的作品。更有像《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这样题材的片子是外国人拿中国的文化，征服了中国。苏彤先生认为《粮娃传奇》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提倡合作包容，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对开发利用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和生态农业有好的指导和借鉴。中国农业在品牌形象塑造方面比较落后，粮商科技有责任为中国粮食行业制作一套全新的CI(企业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用动画来展现中国优秀的农耕文明，把和平、和谐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粮商科技作为创意生态合作联社的首批社员，《粮娃传奇》作为约翰·霍金斯中国创意生态基地的第一批项目，粮商科技创始人，《粮娃传奇》制片人卢炜感谢约翰·霍金斯中国创意生态基地各位老师们，特别是苏彤先生从项目的立意、运作与未来发展方面的全力支持。卢炜先生认为，要想做好这部片子必须深挖传统文化，但不能陷进去，一定要跳出来，用新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用市场和观众思维做出新颖和有吸引力的动画，真正让青少年爱看。要积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动画稳健发展的道路，建立一个完善的发展机制，打造一个健康的产业链生态，实现多样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在活动结束后的深入交流中约翰·霍金斯先生表示，在文化创意的创作中应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跨界整合不同的力量，听取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碰撞出新的创意和火花。中国有多样性的文化，应该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路，不能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在对创意的所有权方面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评估标准，建立好的平衡制度和收益设计，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生态。粮商科技正在为中国动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期望他不仅成为粮食行业的代表，更能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符号代表！约翰·霍金斯简介(John Howkins)：约翰·霍金斯先生是国际创意产业界著名专家，英国经济学家，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版权，媒体及娱乐业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知识产权宪章的负责人和提供创意及知识产权咨询的创意集团的主席及创始人之一。他曾为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美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中国中央电视台、IBM、韩国信息战略发展研究处、时代华纳环球影视等提供咨询。他曾为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的公司及政府提供顾问服务。约翰·霍金斯先生出版了《沟通在中国》，《创意经济》，《CODE:数字化经济中的协作及所有权问题》和《了解电视》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作为创意经济的领军人物，约翰·霍金斯参与中国文化创业的活动包括，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设计双年展，亚洲文化合作论坛等重大活动。约翰霍金斯中国创意生态基地：坐落于北京工人体育案馆，以“实现创意生态链”为经营战略，聚合创意产业协作的力量，致力于将更多的创意生产力引入传统产业振兴、城市复兴、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通过营造创意生态环境，来吸引从事创意核心、配套、关联产业（如：设计、摄影、影视后期、音乐、艺术、出版等）及投资领域的企业和个人；为创意人及投资人提供地产资源、金融资金、人才、知识产权、信息等整合服务；以“独特的品牌创产协作平台机制”，帮助创意、创业者轻松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事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