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以增，1941年生于北京，祖籍安徽寿县。1955年在《科学画报》上首次发表漫画作品，题为《空中电影》。自1958年起，主要进行国际时事漫画的创作，作品主要发表于《光明日报》、《大公报》。1961年高中毕业，同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美术系，在此期间较为全面地掌握了绘画基本功。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美术系。1969年到《北京日报》任美术编辑，在此期间主要进行插图和连环画的创作。1976年重新创作漫画。历任北京日报美术组组长、摄影美术部副主任、美术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编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首都美术记者协会名誉会长。1999年被授予首都“五一劳动奖章”。漫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美展并获奖，其中：1982年获全国漫画展览佳作奖;1992年、1996年、2002年、2012年获中国新闻奖;1993年获中国漫画金猴奖(作品奖)。

李滨声 新华社记者 李琰/摄90岁的人生怎么度过？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得主李滨声用“玩味人生”四个字向世人解读人生的真谛。6月，漫画大师李滨声迎来90岁生日。面对画界同仁的恭贺，这位被尊为“滨老”的老人连连摆手，“可别把我叫老了，我是‘90后’。”更谦虚的还在后面。90高龄的他甚至给自己下了这样的定义——不学无术人，“我就是个画‘小人儿’的，这一辈子什么都没干，没有一技之长。”可这个“不学无术人”却着实不简单。作为中国漫画界的“一杆大旗”，早在1949年，他就参与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的画像工作；1952年，27岁的他为配合在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设计并雕塑完成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和平鸽”；同年，他成为《北京日报》第一批美术记者，开始探索提倡社会道德的内部讽刺画，自此享誉漫画界数十载。“滨老在漫画界最大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漫画语言的使用，二是故事情节的构思。”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名誉主编徐鹏飞感叹，扎根生活的执着，让李滨声许多创作于几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依然有着穿透纸背的力量，“滨老是一个绵里藏针的漫画家，是漫画家中的文人。由于整个社会的短视，太多漫画家过于迎合，丧失了本应有的锐气。这正是我们需要从滨老等老一辈艺术家身上汲取的。”除了知名漫画家的头衔之外，李滨声在国画领域的成就也颇高。早在青年时代，李滨声就结识了齐白石的高足周铁恒，自此开启了他的国画生涯。他的国画作品中，以京剧人物为最，这得益于其数十载浸淫京剧艺术所品悟到的文化精粹。这位自号“梨园客”的老人，3岁会唱“孤王酒醉桃花宫”，22岁在北平的京剧大舞台一唱成名，70岁办个人京剧专场演出，90岁时还扎着行头指导科班后生排演全本《罗成》。“画戏不是单纯地画人物，而是要画手眼身法步。画好不好，要看其中传达的艺术魅力。”几乎所有的国画作品中，李滨声都坚持遵循中国画的格律，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造型人物。“滨老是一个全才。”徐鹏飞说，丰厚的学养为李滨声的作品提供了深厚的根基，“正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研习得如此扎实，他的作品才能淋漓展现文化最勃发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艺术生命力和人品直接相关。人品立得住，别人才能接受你。人品立不住，别人也不会尊重你。我跟滨老几十年接触下来，他从没有架子，约画也不讲价钱。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滨老的人格魅力强化了他的作品。”如今的李滨声，虽早已退休，却丝毫没有九旬老人的龙钟之态。他把每一天都用在为中国漫画发展、传统文化传播的鼓与呼上。就在前不久，他应邀前往北京师范大学，为百余名大学生戏迷讲京剧、唱经典；5月18日，为期一月的“追寻北京的记忆”李滨声绘画作品展在北京什刹海广福观开幕，他还现场提笔，为参观者创作漫画肖像。没有活动的日子里，他每天六点即起，做完集体操，就开始忙活：练毛笔字、背千家诗、写戏文、画点漫画。“人每一天都得有事做，不要感觉没事。人脑越用才能越活，我对青年人的希望就是要勤，千万不能懒。”站在90岁的年轮上，李滨声对年轻一辈的漫画家们充满期许，“一定要‘惜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活得充实又精彩的李滨声有什么工作计划？“90后”李滨声笑声朗朗：“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半辈子的见闻，去其糟粕，留其可以，用文字或口述的形式留下来，献给青年朋友，丰富中国梦。”（记者 邓晖）

7月7日，国产动画电影《魁拔》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首映式，开始全国发行。首映式气氛热烈，83分钟的观影过程成为观众的一次情感狂欢，笑声、泪水和掌声不断，接着，微博上好评如潮，九成以上的观众都认为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电影。豆瓣电影评分一直到9日持续保持在8分以上，高于同时上映的全部真人电影。然而，在这些好评的影响下想一睹《魁拔》真容的全国各地观众却遇到了一个困难，很多院线因为《魁拔》是国产动画而在排片上态度消极：有的干脆不予排片；有的一天只排了一场，而且是观众不方便观影的上午或中午场；即使是排了片的，也不在液晶滚动屏上有所显示；即使是片方自行提供的海报、立牌，也不予张贴，等等。这就使得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很难看到。一位名为“灵祝”的网友在“看《魁拔》超详细版攻略”中写到：一、注意观看的时间，很多二线城市在7月8日首映那天就下映了，所以如果可以一定请赶早，最好就是本周末，赶紧地去……二、网上的搜索并不能查到所有的排期，7月9日广州的排期在网上只查到一场……三、影院里可能根本看不到海报，甚至连液晶大板上显示时间都没有，我们到了影院是在选票电脑小屏幕上看到的时间，院线宁可放不知道几流的真人烂片海报也不肯把国产动画片的放映时间打在液晶显示板上，真的有点想不通（我前一天打电话过去询问，是个经理样的人接的，他回答我肯定有上映后，不相信地问了一句：这是个动画片哦？潜台词：你没搞错吧，来看国产动画？）……根据院线的一般做法，一部电影如果连续几场的观众人数不够一定比例的话，电影就要下线，那么，只安排有白天场次的电影是很难达到这个规定的比例的——即使一般的进口大片，白天场次也只有几个观众，但它们却可以通过晚场的票房补回来，象《魁拔》这样几乎没有安排晚场的电影就很难撑过一两天。《魁拔》面临的困境，有媒体似有预料。7月7 日，《北京日报》用大半个版面介绍了《魁拔》背后的故事，提到了首映在即，观众热捧和院线冷眼“冰火两重天”的现状，预感到《魁拔》将面临的市场环境，对《魁拔》的命运表示担忧和同情。据了解，《魁拔》的制作者——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有 19年原创工作史的动画团队，骨干成员来自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其动画产品获得国内外若干奖项，奥运吉祥物福娃也是青青树的美术总监吴冠英主要设计的。自2004年国家开始鼓励创意产业时起，他们就集中精力研发《魁拔》项目，希望能通过这部电影，用现代化手段和国际化形式传达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英雄观，在国际影展上被外商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形象宣传片。《魁拔》创制作期间，北京市政府部门给予了几十万元资金扶持，6月初成片后顺利通过审查。许许多多动漫迷、业内人士和各界专家在看过试映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主动地把信息传达到社会各处，认为该片在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主流市场的产品水准，是值得一看的好电影。7月7日首映后，在网上大量有关《魁拔》的各种评论中，好评率一直占到95%以上，被观众寄予厚望。但是，各地院线对“国产动画”的想当然的负面反应，使得《魁拔》应有价值完全发挥不出来，同时也给国产动漫的未来蒙上了阴影——那么多人想看的动画片，都只给安排必败无疑的场次，那国产动画还有生存的可能吗？如果这样质量的动画片都不能获得票房成功，那以后谁还敢涉足创意产业呢？如果院线都不支持国货的话，那中国产品什么时候才能和进口大片抗衡呢？中国原创产品的内容和方向难道是由院线或是营销来决定的吗？这件事典型地反映出创意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知情的专家、学者、媒体人士都认为应该请领导部门尽早了解、及时解决，并表示愿意在这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原标题：国产动画《魁拔》遭遇院线危机来源：腾讯动漫

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